錢欽青、袁世珮／採訪 袁世珮／撰稿
圖／陳立凱攝影、文華東方、Tony Chi and tonychi提供
高大的身影穿過文華東方的雅閣，檢視著所有細節，一如最初設計時對包括燈光、盆栽，甚至菜單格式、播放音樂的要求。這是被譽為「酒店設計大師」的季裕棠（Tony Chi），立足國際40多年的堅持。
季裕棠，6歲隨父母自台灣移民美國，從紐約將室內設計美學幅射到國際，在頂級酒店與餐廳領域設下美學高標，曾與「廚神」級的米其林星廚Wolfgang Puck、Alain Ducasse等人合作，Park Hyatt、InterContinental和Mandarin Oriental等頂級酒店都要藉助他增輝。香港的Rosewood酒店是最新落成力作。
漫漫職涯，早入主設計名人堂的季裕棠已是一方宗師，但這樣的成長，有著每10年一期的轉折。
季裕棠1979年畢業、1984年在紐約成立工作室。「這是勇氣最大的時候，因為很幼稚，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怕。」他形容那時初生之犢的勇氣「很可愛」，卻是如今顧慮增多後求而不得的特質。
這個階段讓季裕棠念念不忘的案子，正是鄰里間的小餐廳，不少是為了融入美國、謀取生計的移民委託，「我真的學到很多，學到設計其實是在解決問題，而不是去包裝一件事情。」因為移民沒餘錢做「包裝」，所以建築師、設計師只能想盡辦法去解決大小問題。
季裕棠形容進軍亞洲的這10年是「body on steroid」，像打了類固醇般地壯大，當時甚至有媒體說他「在紐約是條小魚，到東南亞變大魚」。他不很認同，但承認當時機會的確好，連自我也被捧高，如今反省，也不是很健康的事情。
此階段代表作是香港蘭桂坊的開發，季裕棠與「蘭桂坊之父」Allan Zeman盛智文、Paul Hsu徐保羅，聯手打造出今日的蘭桂坊。如今說來，季裕棠直言：「那是一個無法重來、但絕對值得的經驗。」
他分析，當時正逢都更，社會期待一個「不千篇一律」的東西，「我們去的時機滿好的，滿足他們的需求。」當時港人的「渴望」正是機會，所以季裕棠雖然看好台北青田街有改造的條件，卻擔心人的「渴望」不足。
「這是我在沈澱的時候。」季裕棠自認在此之前做了些錯的事，「所以盡量不要重複錯事，我這10年做的東西就很小心，味道愈來愈清淡。」
被問到這個時期最大的作品，季裕棠指指自己：「我啊，就我自己啊。」
他的自我沈潛期也正好是自我成熟期，因為到了台灣。「那10年在台灣，學到真的很多。」季裕棠說：「真的成熟大概在台灣，錢是沒賺到啦。台灣大概是錢付最少、但我最享受的地方。」
上承前一階段的沈潛，季裕棠說：「這10年，我開始看到自己多一點。」
這時期還遇到代溝的大挑戰。季裕棠舉例，以前大家理解力差不多，交談很有建設性，可是現在要與公司同事溝通，明顯遇到「世代移轉」：開會不帶筆記本、不提出問題或意見，就等著單方面吸收，凡此種種，讓他疲累。
這個階段代表作是東京安達仕酒店，季裕棠形容：「那是最乾淨的一個案子，整個圖只有四筆就解決掉了。」默契與簡單，正是此時他所看重的。
首先，季裕棠和日本業主相識已久，彼此尊重，當他接到對方「求救」來電時，已知這是身為朋友必須出手的時候，「我參與，就表示我已經成熟到去接這個案子而不顧慮面子問題。」如果以前，當然不理，但現在他能理解對方找上門的目的，就會盡力解決問題。
而此案簡單，因為參與人數少。季裕棠最怕人多口雜的案子，「我尊敬你、你尊敬他，好有禮貌，可是談到事情了嗎？最後投票決定。」現在的他不太參與這種案子了，偏偏這種情況愈來愈多。
至於下一個10年，已過耳順之年的設計師說：「該去做些別的事、去學別的東西了。」
那些在頂級酒店裡彷彿天經地義存在的設計，是怎麼來的？「我的設計永遠是從『為什麼』開始。」季裕棠會自問，「我為什麼要做？」「為什麼要跟他做？」「他做這個是為什麼？」
所以如果有人找上門，季裕棠第一個問題就問，「為什麼找我？」但他笑說：「99.9999%的人都不及格，不知道我能夠幫他做什麼。」說「仰慕大師」之類的話是不及格的。
至少要懂大師的美學。這些年，季裕棠走向「安靜的設計風格」（invisible design），如文華東方的「雅閣」、東京安達仕。他說：「視覺安靜，最重要的是知道不該做什麼。」
但安靜不表示不豐富、沒有聲音，而是聲音與視覺的噪音都要控制，一旦整理乾淨，視覺的層次感提升，一樣能安靜但豐富，宛如「低吟的喧囂」。例如「雅閣」，就是在敦化北路樹梢上安靜的小房子。
當初台北文華東方業主林命群找上門，但季裕棠正準備結束台灣工作，沒想到一陣子後又因緣際會接了下來，從3樓的「雅閣」粵式餐廳、5樓的法式餐廳「COCO」（後改為Cafe Un Deux Trois）、6樓的「Bencotto」義式餐廳，再連頂樓的「官邸」也接下來，完成直向串聯，說好一個「安靜」的故事。
香港地產界四大金剛之一的鄭氏家族投入酒店業，拿下Rosewood品牌，請來季裕棠規畫，他從全球角度出發，提出倫敦、巴黎、紐約、北京和香港五個店，一起策畫、逐一開幕，最後的香港已在10月落成。
有趣的是，季裕棠幾乎是以「顧命大臣」身分在輔佐「公主」鄭志雯。他原本就替鄭家的祖父、第二和第三代規畫家園，當鄭家女兒對酒店有興趣，他就是最佳「老臣」，10年大業完成即功成身退。
成為室內設計界的巨人，季裕棠常被年輕後輩請益成功之道。「你要什麼？」這是他要新進設計師先思考的問題，「今天你要求名、為了明天有錢，那你後面的路已經固定了。你要想，值不值得？」
就像他挺直的身板，季裕棠早不用在名利前折腰，不為業主的時間成本與預算成本折損堅持，所以自認「愈來愈古典」的他，寧願案子愈做愈小，也不想牽涉到人多的工程。
「還好，我從來不是在做生意，我要的是『生活』。」季裕棠一笑：「我滿幸運的，到現在沒有變。」
錢欽青、袁世珮／採訪 袁世珮／撰稿
圖／陳立凱攝影、文華東方、Tony Chi and tonychi提供
舒適坐著的季裕棠從容自信，彷彿融入身後他所設計的圓形窗景圖畫中，這位2009年進入室內設計名人堂（Interior Designs Hall of Fame）、又在2015年受頒FITs Lawrence Israel Prize的國際知名設計師，如何從當年6歲的小移民走上頂峰？他笑笑：「誰曉得？」
安身、立業於各個城市，成就著別人的空間、自己的人生，季裕棠悠然於紐約、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台北三個家，三城三種生活，歸結出他要「安靜」的生活哲學。
「台灣的回憶，不是眼睛看得到的，而是一個味道。」季裕棠回憶童年的台北味道，是稻田的、夏天的、樹的、青苔的味道，「離開台灣，這個回憶很清楚。」
少小離鄉，青壯回來做案子，如今再回來，看的還是小時候的回憶。季裕棠說：「到這個年紀，看到很多過去的影子。很多人說你的國語怎麼是講過去的名詞、以前小孩子的語彙，那是因為，我還住在台灣的過去；台灣的今天，我是盡量去接納它。」
畢竟是最初的根，季裕棠對台灣，有更多的情懷和認同，「我到台灣來，比較平和、比較少生氣，所以我常待在台灣。」他愛台灣穩定的「節拍」，至今仍如他印象中的80年代，「滿悠閒感，有一種活力。」
相較之下，季裕棠1986年走向全球的第一站到香港，雖然當年也有讓他欣賞的「節拍」（生活節奏），但現在他說：「今天講最煩躁的地方也是香港，我到香港，火氣像火山一樣就到頂了。」他到香港，只待一天就要跑。
台北悠閒、香港浮躁，季裕棠點評新加坡也開始浮躁了、曼谷是一向浮躁，東京還是非常平穩，至於上海、北京，也非常浮躁，但因為「尺度」很大，壓迫感不會那麼重。
走過世界，季裕棠有三個住處，家在紐約、度假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台北有一個窩。三處有著同樣的室內設計風格。
「為什麼要不一樣？」他反問：「這是我要求的穩定性。早上醒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不會覺得我在不同的地方；在台灣醒來，就像紐約的延伸一樣。」他形容，就像從客廳走到廚房、到餐廳、到睡房，「總不能從餐廳走到睡房變成夜總會，那是文化震憾。」
所以季裕棠讓空間成為中性的平台，人在其中隨著時間、季節去變化。
但三地還是有本質的差別。紐約是非常美洲的新城市，怕吵的季裕棠盡量降低家中噪音，很少在家裡做活動，但幸好家在頂樓，有個花園，30年前種的小樹都長高了，可以在花園喝喝茶、在大都市裡鬧中取靜。
在有著500多年歷史的歐化城市布宜諾斯艾利斯，14年來累積眾多朋友，晚餐常在近午夜時，下午也有happy hour，加上當地風俗，朋友約見不是「酒吧見」而是「家裡見」，所以季家被稱為「open bar」。他也有先見之明，設計時就分東西翼，大人小孩各一區，有兩個大餐廳招待客人辦派對。
在南美，季裕棠不用出門上班，起床後跟公司連線處理公事，「如果是在紐約，每天起來要當老鼠，下地下鐵啊，再出來到公司去上班。」
台北則具戰略作用，「是一個點、我的窩、我的巢。」季裕棠計算，從歐洲或美洲飛來亞洲工作都要10幾個小時，住酒店一住10幾天，「實在不是人的生活」。於是台北的家就是解決之道。
季裕棠從紐約搭晚班飛機離開，早上到台北，回家後到市場買點水果、泡個澡、去爬山，第二天帶個小皮箱就能去香港、日本、新加坡，事情辦完了，回台北休息一天再整裝返美，台北居提升他的生活品質。
台北就根據他的獨居需求設計。有個前廳，客人若只到前廳，表示交情只到這裡，再往中間走是季裕棠的生活空間、靠近後花園是最私密的區域。每個小客廳有兩三個座位，沒有大廚房因為不開伙。
台北前後院也有花園，可是他後來發現：「台灣的小蚊子比我更厲害。所以我的花園，我看著它、它看著我，井水不犯河水。」
人過耳順，季裕棠知道自己要什麼：「我要過一個生活。」這生活，無關乎賺多少錢、變多富有。曾說過自己人生剛入秋，他計畫中的未來，想去做很多以前想做的東西，想學音樂、學習平靜、想學陶藝。
「秋天過後就是冬天，冬天不會開花了。所以不要去考慮事業這些事情了。」在室內設計這一行，季裕棠說的直白：「沒有春天了，有工程的話，是一種壓力，你要問自己要不要再去參與。」
甚至連人際關係也不妥協了，季裕棠老實說：「我現在對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會挑挑揀揀的了。」因為現代人溝通只談效果、不談過程，讓他覺得索然無味，「經過過程去達到效果或結論，這是我在尋找的，可是現在愈來愈少，所以我也慢慢把門關得緊一點。」
於是有朋友問他：「你怎麼變得那麼孤獨？」季裕棠否認：「跟孤獨沒有關係，我只是缺乏機會跟人家溝通而已呀。」感歎一句：「我有一點living in the isolation（離群索居）。」
現在的生活就「安靜」二字。季裕棠說，知心朋友不必多，如果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過生活，葡萄園的產出賣一些、釀一些，自己喝一些，都不是為了賺錢；愛喝茶，什麼茶都不計較，不喝罐裝飲料，可是偶爾也會「作弊」一下喝點可樂。
感歎著如今社會講的是「如何妥協」，但偏偏他是非常不妥協的人。「到人生尾期還要去妥協，那就很悲哀。」季裕棠每一步都清清楚楚，「是自己去決定，可是絕對不會有妥協的成分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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