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移工成為殘工

勞動部統計，近三年在台移工請領職災死亡一次金的人數，高達 509 人，失能者則有 1,065人；換言之——

幾乎每天都有移工因職災淪為「殘工」，每兩天就有一名移工殞命台灣。

而這，還只是有進入職災賠償程序的數目，若將私下和解、違法工作（如失聯移工）等黑數納入計算，人數還會向上攀升。

這麼高的傷亡人數乍看下非常驚人，但其實台灣政府一直都很清楚這樣的狀況；甚至，也知道原因。勞動部在 2016 年所公布的《勞動統計通報》寫道：

104 年（2015）底產業類外籍勞工 36 萬 3,584 人，以製造業 34 萬 6,914 人最多，占 95.42％，主要係因應 3K 製造業缺工需求。

所謂的 3K 製造業，指得就是「骯髒」、「危險」、「辛苦」的工作。政府一直都很清楚，這些移工來到台灣，就是要面對台灣勞工不願面對的高風險工作環境。

進一步比對勞動部所公布的職業災害給付資料也可發現，雖然移工的職災傷病給付千人率，一直都與本國勞工相去不遠，然而進一步分析不難看出，移工在更為嚴重的「失能」與「死亡」類別，職災千人率卻幾乎是本國勞工的 2～3 倍。

（圖表補充說明：由於勞動部公開的移工職災給付資料中，沒有將職災風險比較高的製造業、營造業分開處理，所以此處引用的移工職災千人率，是將製造業、營造業，與職災風險相對較低的家庭看護合併處理。在比對本勞職災資料時，此處直接比對風險較高的製造業；即便如此，移工的失能、死亡職災還是明顯比製造業本勞更高。）

換言之，移工所面對的職業風險不只比本國移工普遍，且事故一旦發生，所付出的代價也更為高昂，輕則殘缺，重則失去寶貴性命。

我們關切的問題是，政府明知移工所面對的失能、死亡風險如此之高，有沒有採取更多措施防範意外發生？意外發生後，又有沒有部署更多資源，來協助移工（及家屬）處理職災事宜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我們得先談談黃春河與范伯重的故事。

為什麼我來台灣工作，卻成了殘障？

黃春河與范伯重都來自窮困的越南義安省。幾年前，兩人夢想著來台灣工作後，就能順利掙錢養活妻小，興許還能多存點錢改建老家的房子。萬萬沒想到，如今范伯重的右手掌幾乎殘廢，而黃春河甚至失去了大半隻左手。錢沒賺著，身子卻殘了；兩人說，他們的妻子不約而同都提過離婚。

「受傷的時間，是 2017年 10 月 23 日下午 4 點 50 分。」問起斷手的經過，黃春河毫不遲疑就說出了精確的時間；那是他今生最難忘的一刻。當時他正在工廠裡壓金屬，整理材料時一個踉蹌跌到機器上，胸口碰巧壓著沖床的遙控器，左手就這麼硬生生被機器截斷。當時工廠裡的機器不但沒有任何安全裝置，現場甚至連監視器都沒有，導致黃春河出事的當下沒人知道，還是他自己拖著血流如注，只剩一層皮還連在身上的手臂，趕緊找其他同事求救。

出事後，黃春河工作的工廠被桃園市勞工局罰了錢。「老闆說，要不是因為我不小心出事，他們才不會被罰錢，」黃春河氣憤地說「可是要不是他們工廠裡沒有任何安全措施，我又怎麼會斷手？」

事故後，黃春河成了五級殘障，和雇主的合約卻還有九個月才到期。依照台灣法規，黃春河可以領到職災保險金 67 萬元，但雇主除了醫療費用和義肢外，卻只願意提供 16 萬元補償金，要他收下後提早解約回越南，但被黃春河拒絕了。

黃春河說，律師依照他的勞動力損失換算後，認為雇主合理的賠償金額應該在 600 萬之譜，於是雙方走上漫長的訴訟之路。一次私下談判，雇主告訴黃春河的律師，勞方期待的賠償費用，比資方原先預估多出二、三十倍，他們不可能給他這麼多錢。

2018 年 2 月，黃春河搬離公司住進安置中心。兩個月後，他在台灣的三年工作合約到期，理應回越南與家人重聚，卻因職災訴訟始終回不了越南。如今他已在庇護中心住了一年半，每天什麼事也幹不了，更失去了工作的能力，只能靜待司法判決出爐。

「我很想家。我的小孩都還小，現在老家都是老婆一肩扛起，還要照顧我媽媽，很辛苦。當初她看我手斷了，可能再也無法工作，本來說要跟我離婚……我要她等我，看能不能順利拿到賠償金回家，可是我不知道還要在台灣等多久……我很怕再這樣等一年，老婆都跑掉了。」

台勞賠 200 萬，越勞賠 10 萬

和黃春河相較下，范伯重殘缺的手掌傷勢似乎顯得輕微多了。然而他卻說：「整隻手都斷了還比較輕鬆……我受傷已經一年半了，現在手卻還是會痛，而且每個禮拜都要去醫院復健三次，其他什麼事情都做不了，復健費用還要自己先墊！」

范伯重是第二次來台工作，兩次共花了 11,000 美金仲介費，經濟負擔非常沈重。2017 年 5 月，范伯重抵達新北市某工廠負責沖床工作；沒想到這次才做五個月，就出事了。

「那天我本來機台的事做完了，老闆的兒子叫我去另一台繼續做，結果才過去，機器突然就從上面壓下來……」「本來每台機器都有一個安全措施，你手放在危險的地方，機器感應到會有警報，就不會動，可是我們工廠都把那個停掉，因為那個開著，工作速度會變慢，所以我從上班到最後出事，那個（安全裝置）從來就沒有打開過。」

出事後，范伯重和雇主對簿公堂。雇主原先亮出許多文件，宣稱所有的安全規範他們都有遵守，然而范伯重找來同廠移工作證，說安全裝置從來就沒有開啟過，雙方各執一詞。官司打了一年多，雙方對賠償金額毫無共識，於是他也只能在安置中心繼續耗下去。

「公司本來說，叫我把手治好後，再回去工作，可是我手現在一年多了還會痛，而且一個禮拜要復健三天，我要怎麼工作？」范伯重的律師告訴他，以他的傷勢而言，換成台灣勞工的話，雇主一般沒有賠個 200 萬，事情都很難收場。可是法院開庭時，雇主卻告訴范伯重，他們除了醫藥費外，最多只願意賠 10 萬元。

由於范伯重勞動契約仍未到期，所以職災發生後，即便雙方對簿公堂，雇主仍得支付他每月 30％ 的薪資，勞工局則支付剩餘的 70％。即便如此，范伯重每月所得扣除仲介費後，也不過 18,000 元左右，和他所付出的代價相比，微不足道。

范伯重說，他感到最納悶也無法理解的事情是，出事後，仲介根本不幫他忙，大小事情都是安置中心處理，為什麼他還要每個月付仲介費？

「我現在手都還會痛，老婆視訊看到我的手，就一直哭，一開始還說要離婚……我現在沒辦法寄錢回家了，但偶爾還是會跟朋友借錢，寄回去可以買一點女兒的奶粉錢。我希望官司可以不要再拖了，我想趕快拿到賠償，回家找我的家人，不然我現在手這樣，很自卑，連出門面對陌生人都不敢⋯⋯」

移工人生地不熟 工傷後權益易被犧牲

事實上，像黃春河與范伯重這樣的例子，在台灣幾乎每天發生；幾乎每天都有移工因職業災害導致失能。然而，這些異鄉人除了找法扶律師協助外，能得到的政府協助極其有限。命運和他們相仿的移工，多是在沒有政府資源介入下，被迫和雇主對簿公堂，並花上漫長時間等待司法終局。

「之前有個印尼女工的案子，她手掌被切斷了，雇主說要給她10 萬和解，她當然不要啊，後來也是打了兩、三年的官司，雇主刑事部分敗訴了，才給她 150 萬……這種案子都是這樣，進入司法後，拖到三、四年很正常。」

國際勞工協會（ TIWA）理事長陳素香表示，其實工殤案例大同小異，不管面對本國或外籍勞工，雇主都只想用一點小錢儘速「打發」掉工人，所以她都會建議工人，條件允許的狀況下，不要輕易接受資方的條件。她認為，本國勞工比較能找到政府窗口協助，對於相關資訊的掌握度高，所以通常會堅持和雇主走完法律程序，但移工人生地不熟，很可能就會讓自己權益被犧牲掉。

移工：仲介只幫雇主 為何我還要繼續付仲介費

理想狀況下，移工發生職災後，不僅雇主、仲介應幫忙處理後續事宜，勞動機關亦責無旁貸，要協助移工取得資源。然現實狀況是，職災後，移工多半與雇主進入訴訟或勞資爭議調解，許多人搬離雇主宿舍，進入安置中心等待後續事宜。如此狀況下，移工的主要社會資源及職災後續處理資訊，會來自同鄉移工社群或熟悉勞工議題的NGO，而不是雇主，更不會是普遍與雇主關係緊密的仲介。

弔詭的是，職災後失能移工為維持每月基本收入，一般不會與雇主解約；只要不解約，移工就要每月支付仲介費。然而在這樣的狀況下，仲介幾乎已不會主動提供任何服務，卻仍持續收費。

移工勞動契約一般而言是三年一簽。職災後若雙方進入訴訟，少則兩年，多則三、四年判決才會出爐。許多移工在安置中心無事可作，沒耐心等判決又不想在異鄉空轉，很容易被迫與雇主和解。然而，誰願意幫移工爭取比較合理的和解金？

「其實不分本籍外籍，勞工面對資方總是弱勢，職災後初期資方所提出的和解金額一定偏低，這時候就需要斡旋的過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專員劉念雲指出，本國勞工因為對環境、法令更為熟悉，有比較高的斡旋資本，也有更多時間等待司法判決出爐，但外籍移工沒有上述條件，經常被「一點點錢打發掉」。

在工傷協會經手的案例中，就曾發生某些工傷死亡移工家屬，為了不想花時間訴訟，早早選擇和解，只能拿到一百多萬賠償金。然而，在協會經手協助後，願意花時間與雇主訴訟的移工家屬，就拿到比較接近台灣勞工「價碼」的賠償金。

換言之，只要有資源能協助，職災移工也可能得到接近本勞的賠償。

本勞職災後有專員全方位協助 為何面臨更高風險的移工卻沒有？

勞動部自 2008 年 8 月推動起「職業災害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FAP），補助各地方政府聘雇共 47 名「職災個案管理員」，可針對個別職災勞工提供職業病鑑定、勞動力減損認定、對雇主求償時的勞資爭議協調、協助獲取資遣費、連結復健與輔具資源、復工重返職場等服務，都有專人一案到底陪同。

然而這些職災個管員都是稀缺人力，光是服務本勞就分身乏術，也沒有被賦予照顧移工的任務。

台中市是國內移工數量第二多的行政區，總數達 10.8 萬人，其中 7.7 萬人為製造業移工。台中市勞工局外勞事務科指出，移工與本勞都適用勞基法、職災法保障，若發生職業災害，賠償金、補償金的權益都和本勞一樣，但他們也坦言「權益一樣，但沒有完全相同」，因為本勞有職災個管員協助重返職場、家庭調適、信心重建等，移工確實無法享有這些權益。

針對這樣的狀況，台中市政府的做法是依據不同國籍移工，設置不同語種的單一服務窗口，先從語言問題解決起，再媒合勞檢、醫院、消防等單位至外勞事務科，視情況提供不同服務。

高雄市同樣擁有大量製造、營造業移工，職災移工能獲得的協助也類似台中，都是由勞動部補助，並聘雇 12 名具有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等相關語言能力的「移工諮詢員」，在職災後介入聯繫雇主與仲介。高雄市勞工局就業安全科科長楊佩樺認為，移工有語言問題，加上仲介法令的特殊性，由通曉當地語言及文化的移工咨詢員提供服務，會較為適合。

楊珮樺表示，近三年來通報到勞工局的移工職災中，有近八成都是肢體損害，多因雇主忽視職業安全環境，機械設備老舊，加上移工們對於職場安全觀念薄弱。楊佩樺說，移工諮詢員的角色除提供勞工法令諮詢、勞資爭議調處斡旋、法律扶助等服務，也能轉介移工母國在台姊妹會或聯合會幫忙。曾有移工大拇指壓碎後遭截肢，因雇主擔憂出事會影響公司評比，不願申請勞保給付，後在移工諮詢員協調溝通下，獲得三倍以上賠償。

新北市的製造業移工數量為全國第三高，同樣有許多移工職災案件需要協助，但他們直接委由法律扶助基金會選派律師代理勞資爭議調解，避免勞工因法律資訊不完整而致權益受損，再安排生活輔導員給予外勞就醫或出庭等陪同服務、情緒支持、協助轉換雇主等專業服務。

新北市勞工局特別提醒，職災發生後常有「職災求償代理人」鼓吹移工接受代辦，從中收取不當佣金，反讓移工再次受到剝削。為防範這樣的情況擴大，新北市勞工局特別設立諮詢專線、義務律師臨櫃諮詢等服務，希望職災移工能盡量信賴政府服務。

桃園市承諾個管員擴大服務移工 一年半僅成立一案

2017 年桃園蘆竹矽卡公司大火案，造成移工 6 死 5 傷，引發各界對移工職災高度重視。僅半年不到，桃園平鎮敬鵬工業區再度發生大火，不但造成兩名移工喪生，還導致 6 名消防員殉職。

桃園市本來就擁有全國最高的移工數量，兩場移工宿舍大火與接連不斷的職災，更讓外界加倍關注公部門能否妥善處理職災後續。桃園市原先就有 4 名職災個管員，在矽卡案引發矚目後，市府也承諾將 FAP 服務對象擴大至移工身上。換言之，雖然職災個管員是由中央所補助的服務人力，但各地方政府有權限視情況調整服務內容。

桃園市勞動檢查處綜合行業科長陳俊哲說，目前 FAP 服務原則上不分國籍，若移工發生職災，由於還會牽涉到仲介、翻譯或離境等涉外事務，個管員就會會同外勞事務科人員一同處理。根據勞基法第 59 條規定，勞工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補償，若為職災身亡，雇主應連同喪葬費發給 45 個月平均工資補償，就連移工也應受完整保障；若以移工每月薪資 2.5 萬元計算，職災身亡後雇主至少應發給 112 萬元工資補償。

陳俊哲指出，桃市府自矽卡大火案後便承諾將 FAP 資源放寬給移工適用，截至 2019 年 6 月止，桃園市職災個管員已針對133 件移工職災案（其中有 7 件死亡）進行「服務」。他坦言，所謂的「服務」指得僅是職災後個管員有前往了解狀況，並探詢後續是否有可協助之處；倘若個管員認定有「開案」必要，才會實際進行後續協助。

事實上，矽卡案後的這一年半以來，桃園市職災個管員針對移工職災的「開案」數量，至今仍僅一案。

勞動部：外勞有特殊性，未必需要個管員服務

「外勞因為有『特殊性』，這部分沒辦法適用在他那裡，例如家庭和社福資源，所以外勞發生職災，是外勞科專職人員處理，因為他們適用法令一樣。」

勞動部職安署職災保護組組長許莉瑩表示，移工職災後，職安法、職保法、勞基法等相關法令都會去追究雇主責任，並確認職災請領資格，這方面工作是各地方政府外勞事務科處理，FAP 是額外可以引進家庭重建和社福資源，兩者服務內容略有差別，也是移工未必需要的。

然而，移工（及其家屬）在面對勞資爭議及漫長訴訟時，畢竟還是需要專業處理，這部分難道政府無法提供進一步協助嗎？對此，許莉瑩重申，移工事務一率由外勞事務科處理，有時也會需要仲介提供後續服務，但「據我了解，好像外勞大部分都是民間團體協助」。

職災不是區分本外勞問題，而是考驗規劃是否完整

「移工發生職災時，問題不在於去處理的是外勞事務科還是個管員，因為NGO都很清楚，這兩個單位在職災發生時，都很消極。當然這縣市處理方式不太一樣，而且這些不管哪單位，人力都很不足。」

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專員劉念雲以桃園矽卡大火案為例指出，即便該案受到全國媒體矚目，亡者家屬還是不了解自己有什麼權益，「連要爭取什麼都不了解⋯⋯連矽卡案都這樣，我看不出有哪一個單位有努力保障移工權益。」然而她同時也為相關權責機構緩頰，認為這些單位的資源往往相當匱乏，即便個管員積極認真，能提供的協助還是很有限，所以他們正努力推動《職災保險法》單獨立法，也期待未來勞動部可以投注更多資源進 FAP，「這不單只是對移工有幫助」，她說。

目前各權責單位多強調，移工事務統一由外勞事務科處理，例如台中、高雄的外勞事務科都是由勞動部補助通譯人力協助處理。但劉念雲認為，通譯的重點畢竟是解決語言問題，案子發派出去後，後續的資源如何統整、掌握才是重點，不能說移工有「特殊性」，反而就不把他們納入整體職災預防、補償的考量中，也限縮了政府當初成立 FAP 的美意，以及個管員可以發揮的功能。

劉念雲指出：「不管是職業病還是職災，我相信個管員會比外勞科更了解。職業災害從預防、補償到重建，是個複雜的系統，不是外勞科就運作得了的，不是說他有通譯人員，就外勞什麼事情都能處理，這分類有問題。先天上就把外勞、本勞的事務區分開來，就失去預防職災、還有為職災負責的責任。這不是區分本、外勞問題，而是考驗台灣職災政策，到底規劃得夠不夠完整？有沒有能力執行？」

劉念雲認為，政府在引進移工前，就知道他們要在高風險的 3K 環境中工作，但從預防到補救的程序都沒有，甚至連他們回國後有沒有職業病和後遺症也不知道，並不合理。她質疑：「會不會再有像 RCA （註）那樣的案子？他們用完被丟回母國後，有人去追蹤嗎？」

（註：指美國家電公司 RCA 於 1970～1992 年間於台灣設廠，卻長期傾倒有毒廢料，導致土壤及地下水污染，1,300 名員工因此罹癌、200 多人死亡的大型職災事件。2018 年 8 月，最高法院宣判 RCA 需賠償 262 名職災員工 5 億餘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