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欽青、袁世珮／採訪 袁世珮／撰稿 陳立凱／攝影
燈暗、幕起、音樂下，一場大秀輝煌開演。陳鎮川坐鎮舞台彼岸的控台，戴著耳機、盯著螢幕，他是這一晚的主宰。
將近半個世紀前，他坐在一室榻榻米中間，低頭寫功課，周圍有姐姐阿姨們忙著妝點。當時賈寶玉一般的小少爺，還盤算起怎麼讓這些姐姐阿姨的生意更好，彷彿從小就在操作一個娛樂事業。
小少爺後來家道中落，經過一心只想賺錢給母、妹一個家的奮鬥期，一步步成為如今娛樂圈裡辦演唱會、製作金曲獎、負責張惠妹經紀的「川哥」，「我的座右銘是『野生野長』，我一直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我生長在風化行業還合法的北投，處在身邊都是女人的國度裡。」陳鎮川的父親是很少來台的香港人，算是單親家庭，和媽媽跟著外婆過生活，外婆經營一個合法有牌的「應召站」，「公司」就在薇閣小學正對面。
於是小小年紀的陳鎮川，放學後過個馬路就到「公司」去，幾十坪的榻榻米，幾十名小姐都在化妝，只有一張桌子是他在寫功課。他被姊姊阿姨們圍繞著，她們會給他零用錢、日本客人送的富士蘋果，他看著她們學日文、學交際舞、學日本歌，聽她們講故事。
「我從小就很被她們吸引，白天樸素的樣子、傍晚開始化妝，晚餐前穿著旗袍出去宴客，回來的百態，也許醉酒、也許被打槍，對我來講，都很有趣。」陳鎮川說：「我從小就在一個滿多故事的環境中長大，這跟我後來的工作就有很大的影響，她們也是某一個程度的藝人。」
陳鎮川形容，那時的北投風化文化，非常浪漫、非常有格調，像日本京都藝妓文化那種氛圍，「那個世代不會再有，我很想把它變成一個作品。」
「我那時候如果曾幻想過跟娛樂有點相關的志向的話，應該就是繼續經營外婆的應召站。」陳鎮川說：「因為我對小姐的狀態有一些想法，會想這樣弄可不可以更漂亮、可以學唱什麼歌、旗袍可以有什麼感覺。」
這幾乎是他的第一個經紀公司了。陳鎮川笑說：「那會是很大的經紀公司。」不過這個規畫並未實現，在他國中時，外婆的事業因廢娼結束了。
家裡經濟與此前出現雲泥落差，同一個空間裡已經沒有金釵了，上了國中的陳鎮川要幫忙家庭代工，和媽媽、妹妹縫毛衣賺幾毛錢工資。
陳鎮川的慰藉就是娛樂。國中時就徹夜地拷貝盜版卡帶送同學，賄賂家教老師和他一起看電視，還和一位長輩打賭，將一整張專輯從第一首歌的第一句唱到最後一首歌的最後一句，不然就自己演一段戲，一人分飾多角，同樣追求台詞一字不錯。
但現實還在，陳鎮川讀復興美工時，白天在衛浴公司打工，到各地去送馬桶、臉盆、浴缸，17、8歲的青少年咬牙在尚未裝電梯的工地上下，終練到上樓可以一次拿四個馬桶，還苦中作樂跟媽媽說：「我的腿好像愈來愈短、手好像愈來愈長了。」
這麼辛苦，月薪6500元，可是太愛音樂了，既然每天要長時間待在車上，陳鎮川自費改裝貨車音響。
娛樂圈後來的「川哥」，始於一張蘇芮的海報。
蘇芮當時正當紅，陳鎮川還去偷撕海報，但撕來的總是不規整，於是他直接到飛碟唱片去按門鈴，開口就說：「我要蘇芮的海報。」
他的大膽讓唱片公司無法拒絕，但拿了海報的陳鎮川還加碼說一句：「如果有要找工讀生的話，我想來。」於是，在扛馬桶2年半後、當兵前一年，陳鎮川去了飛碟唱片，上班第一天包的唱片是黃鶯鶯「留不住的故事」。
不過當時涉世未深的年輕人也闖了大禍，不懂上班族下班都會嘴砲公司幾句，說說而已不必當真，但陳鎮川小天真，竟真地在聚餐喝酒後，一個人回去砸了公司。陳鎮川笑說：「我萬萬沒想到，當初很愧對的那些人，後來又都出現在我的人生裡，而且關係超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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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伍前兩個月，陳鎮川寫信給「歡樂一百點」應徵編劇，「我想了很多『春嬌志明』的哏，我覺得都比播出來的好笑。」面試成功，真正踏入娛樂圈。
編劇陳鎮川進棚第一天，被分配的工作是從高處對著張菲的後腦勺打燈，緊張、不熟悉、又常笑到抖，打光打到手抽筋，但也同時在學寫劇本，精緻到每一句的口氣，如「嘻嘻、哈哈」都要寫出來，是分號寫成逗號就會被退稿。他笑說，當時去影印手寫劇本都好幾斤，因為塗了太多層立可白。
陳鎮川之後轉到福隆公司寫「連環泡」，從塊狀寫到帶狀，一天一本大量產出。接著就在葛福鴻麾下，完成了從編劇、發通告、經紀到節目企畫與製作的全面訓練。
天生「哏」多，陳鎮川從未想過走到幕前，即使當時包裝一下也不輸其他男偶像，但他說：「我比較喜歡當控制他們的人。我寫的劇本，如果哪些台詞被藝人念出來，我覺得很驕傲，我比較不想別人寫東西給我照著念，我就比較喜歡當他們不能缺少的那個人。」
陳鎮川舉例，在錄影時，藝人只要在人海中看他一眼，「我就覺得很驕傲，覺得他在找我，雖然可能等會兒要罵我。」但幸運的是，陳鎮川從小就「不怕被罵」，陳媽媽給他的教育是「我怎樣都不會打死你，你在怕什麼」，因而練就了坦然接受糾正的心理。
那些年汲汲營營只想賺錢，磨出了生活態度。陳鎮川說，當時的確有過不平衡，朋友們的生活多彩多姿，他都在努力工作，寫「連環泡」劇本若當日被選用就有2000元，他拚了命寫一整個星期，不讓出機會；從金城武「標準情人」寫到蔡依林「看我72變」，陳鎮川寫歌詞可以拚到一晚成功產出3首，下班就鑽進房間寫，寫到再也撐不住睡著為止。
「我唯一的夢想就是存一筆錢租一個房子，家人住在一起。」家裡經濟不好，一家三口分開住，陳鎮川要建起一個家，「那時沒有想到自己的專業最後可以走到什麼地步，我的求生意志非常旺盛，就是想讓全家都好一點。」
從小的環境讓陳鎮川自知沒有「長歪」的權利。他說，在那個宅院裡長大，那個花花世界很混亂、很殘酷，會看到人因為一個錯誤選擇而得到的後果，「我會告訴自己不能變成那樣，在人生的早期就先畫掉許多行為。」
比方說，他從小騎摩托車就不快，因為知道一出車禍就有很多事不能做、不能上班，「我連騎摩托車都會想到這種事，我不會讓自己犯太大錯誤、不會同樣錯誤犯兩次。」
還有母親的影響，強大而堅毅，會因為兒子在校被霸凌，直接在上課上中走進教室賞對方一巴掌，撂下一句狠話「我兒子在畢業前有一絲傷痕，我都算你的」，讓兒子和對方反而成為好友。
「我媽告訴我，任何問題，你要軟硬兼施地去面對跟解決，不用怕，最糟不會到什麼程度。」這些都讓陳鎮川以理性、自制的方式，去過人生的關。
明明經手皆大牌、搞的都是大事情，但他向來笑咪咪，從來不是一怒山河動的風格。陳鎮川說：「要惹怒我，真的非常非常難。我也沒有忍喔，就覺得沒什麼事需要生氣。這是老天爺給我最大的天賦。」
錢欽青、袁世珮／採訪 袁世珮／撰稿 陳立凱／攝影
訓練完成，機會來了，陳鎮川剛自香港調回來，人都還沒認全，受命製作金曲獎，那是第九屆，是TVBS-G首度拿到的案子，張小燕想做出新風貌，大膽交給陳鎮川。
那時離典禮只有兩個月，陳鎮川快樂地接下來，有點阿Q地想：「明天一定會比今天多認識人、明天進度一定會比今天再好一點，最糟就是今天，所以我沒什麼在怕的。」放下身段，去認識美術組、燈光組，陪著抽抽菸、瞎聊天。
那一年，陳鎮川29歲。此後他辦了11次金曲獎典禮，徹底改變過去唱名上台行禮如儀的模式，將金曲獎變成華人音樂圈的年度同學會，藝人樂於參與，都想來看看「可以怎麼玩」，他形容：「金曲獎的製作變成真正的、唱片圈不太容易見到的集體創作。」
「我可以很驕傲的說，現在金曲獎應該沒人做得贏我。」這話聽來很自大，但陳鎮川解釋是因為太熟悉了，從電視台寫劇本、發通告、做藝人經紀、做唱片、做演唱會，典禮的每一個細節，他都花幾年去經歷過，所以知道藝人的心情、表演的眉角、如何和電視台溝通、業務部要什麼。陳鎮川說：「我有這些經歷是很大的福氣。」
陳鎮川印象最深刻的是第13屆時，在高雄至德堂，藝人接待是門學問。他突發奇想，在松山機場與小港機場設了報到櫃台，簡化報到流程，但場地限制，典禮結束後的退場很困難，如何不讓300多名藝人陷入觀眾與粉絲群中，他傷透腦筋。
某個晚上，半夢半醒間，陳鎮川想到當兵探親時的「請跟我來」牌子，困難迎刃而解。當天典禮結束前，工讀生舉牌上台站成一排，標明各家唱片公司，主持人陶晶瑩就宣布各唱片公司藝人與工作人員跟著牌子走，「我們回台北囉。」所有人井然有序上台，拉開與民眾的楚河漢界，又有趣又有效率，
但在做了11屆、包括最近連續6年之後，陳鎮川宣布收手，「我自己有點膩了。」做得再順手，每年還是要占掉7、8個月的時間，他想拿這個時間做點別的事了。
陳鎮川34歲時創立源活公司。「後來很多人都說我眼光很準，看準演唱會市場要開始了，其實真的是運氣。」陳鎮川說：「創業動力只是想自己闖闖看，但要做什麼再說，我只知道我會做live，接一些跨年晚會、中秋晚會、端午晚會，我覺得應該也活得下去。」
當時台灣娛樂圈還沒有「演唱會業務」這件事，所以他和一、兩位夥伴就每天窩在台北東區的「漫畫王」上班，兩個多月後，才因業務增加而正式租了辦公室。
演唱會是源活的重要業務，陳鎮川辦公室裡有數不清的演唱會工作證，他說：「我一直都是以觀眾角度在做演唱會。」
例如，年輕的同事做慣了偶像演唱會，做江蕙演唱會時，就會不服氣說：「誰說江蕙一定要這樣？誰說一定要這樣謝幕、一定要安可，一定要華服？」但陳鎮川會提醒他們，就是要！江蕙的觀眾就是要這樣，才會覺得票價值了、才會覺得對得起江蕙大牌。
但即使是他自己，在第一次做江蕙演唱會時，首場一結束，就跑到小巨蛋隔壁的田徑場去哭，「我覺得我毀了這個藝人，整場演唱會都沒有尖叫聲，觀眾還走來走去，我做了一個很不吸睛的演唱會。」後來才發現，這是長輩觀眾的常態，他之後就會特別設計明顯的段落，供觀眾去解放。
兩人原先只是相識，所以在接到張惠妹電話時，陳鎮川很驚訝。「我沒有問她為什麼找我，這種事問了就不浪漫。」陳鎮川當時還覺得是個玩笑，沒想到合作14、15年，至今未簽約。
這麼多年，陳鎮川陪著天后去日本唱音樂劇、去大陸錄影、全世界演唱，陪著她變出「阿密特」分身。「我們兩個很像老夫老妻，感情很深厚、但對彼此又都很冷淡，彼此尊重，但不會無謂地訊息問候。」阿妹甚至根本不看報表、不問酬勞，陳鎮川玩笑說：「我好想捲款潛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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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鎮川幫阿妹填詞的「彩虹」，是台灣同志圈「國歌」，一如他其它的歌詞作品，都是在與人溝通。但寫詞這件事，陳鎮川也停了，「現在要我去追年輕人的文字，我有些不好意思，我不忍心去寫一個21歲少女的歌，我覺得我像變態大叔。」
這是退場的藝術。陳鎮川說：「這兩年，我對自己的人生有新的規畫，慢慢會從創作者退到管理者、管理者再退到經營者，然後再退到一點點的分享者就好了。」因為流行產業，是有年限的。
這陣子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讓過去20年的假日都在工作的生活模式有了改變，陳鎮川剛好慢下來，思考未來，規畫5到8年後完全切割，也許搬到較遠的地方，很慢很慢地過每一天，不再看影劇版、不再看電視、不再關心娛樂，以免職業病發作。
至於事業上，劇團是陳鎮川從小的夢想，在50歲左右成立了「耳東」劇團，「在我們這個年紀，很難找到還有興趣、但不會的事，我要找到新的動力讓我去學東西。」舞台劇就是其一。
母親過世後，陳鎮川在除夕夜獨自坐在家裡，油然生起「再給自己一個家」的念頭，已赴美進行代理孕母的手續，未來，好好陪孩子長大，也是他的重要課題。
52歲的陳鎮川，偶爾想到起步時「完全沒有靠山」、「全世界好像只有我一個人」的日子，什麼都靠自己，多好多壞、能得到多少，就看自己做到多少。所以，他認為，「野生野長」正是他成長過程的總結，「我在沒有任何計畫的情況下長大，很多時候都靠我自己建立跟家人、朋友跟這個世界的關係。」
經歷花紅柳綠的童年、家道中落的青少年、焚膏繼晷的青年，再到有自信有專業的「川哥」，陳鎮川對得起自己：「我很努力地活到現在這個狀態。現在回頭看，沒有任何的後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