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錢欽青、陳昭妤 撰稿／陳昭妤 攝影／陳立凱
「之前看新聞，日本有個老先生被滿屋子書刊活埋，雖然沒致死，但所有街坊鄰居都跑出來看。我在想我以後會不會也這樣？」頂著招牌爆炸頭，坐在一手創立的「探照文化」工作室內，李明璁咯咯笑著。環顧四周，大量書籍塞滿在架上，牆上空白處張貼著各式電影海報、劍橋留學時的明信片，大抵形塑出李明璁的生命樣貌。
從勞工家庭裡孤獨的文青少年，長成衝撞體制的社運青年，再到台大裡特立獨行的社會學教授，如今投身文化圈，參與地方創生、市場觀察。李明璁走進被世俗二分的高端與底層世界，試著用他口中「不合時宜」的眼光與身體力行，為這社會注入不一樣的關懷。
從大稻埕的舊街拉著行李箱跑來，這天台北氣溫飆破38度，李明璁急急領著眾人進入工作室。「抱歉，我傍晚要趕去台中錄公視的市場節目，出門前有點趕。」他口中的市場節目，正是前陣子引起不少討論的《我在市場待了一整天》。站在菜市場的爆炸頭背影、豬肉攤邊流利的台語對話，讓李明璁開始為各地的婆婆媽媽所識。「這應該是我這兩年來所做最接近大眾教育的一件事。」
畢業於劍橋，在台大任教，李明璁宛如菁英教育的代名詞。但他卻直言，自己最有興趣的實是各階層裡，與人相關的枝微細節。「我的初衷並不是要成為一個社會學者，而是透過社會學這件事，去改變更多人，甚至改變這個社會。社會學對我來講不是去研究，而是去活出來。」
李明璁離開台大，創立「探照文化」是近兩年的事，但對這社會滿溢的了解欲望，讓他在短短兩年間，跨足出版、策展、設計，包括製作地方刊物、紀錄片、舞台劇等領域。拿起傾力製作的地方刊物《屏東本事》，裡頭不見縣市長的政令宣導，而是深入各地探看百工百業。「不管做什麼，我都堅持親自田野調查，像一個開娃娃車的司機，帶大家穿過一個又一個村莊，上山下海。」
儘管過程艱苦，李明璁眼底卻漾著興奮和滿足。「不管是做刊物、電視節目，只要它能傳遞某些知識和訊息，就是我心中最理想的大眾教育。例如讓大家理解市場跟在地的文化連結、攤子上魚與大海的關係。還有那些泛稱人情世故，但事實上卻是生存哲學的東西。」
生存哲學，說來抽象，李明璁卻自小就從父母身上習得。「我爸媽原來是新光紡織廠工人，經歷了很多藍領家庭在一九七〇、八〇年代，都會面臨到的『黑手變頭家』階段。」彼時在工廠賺了點錢的工人，多會選擇和他人合資自立門戶，李明璁回憶父親因為這樣與人合作過壓克力代工、還開過小型襪子紡織廠。
但隨著「黑手變頭家」風潮興起，各式金錢遊戲也應運而生，被合夥人惡性倒會、倒帳的社會事件層出不窮，李明璁的父母也無法倖免，「好不容易買了小公寓，為了還債只好賣掉，總是一直搬家。我國中小那段時間，說顛沛流離也不為過。」
看著爸媽從藍領階層一步步熬成老闆階級，再一夕落入社會底層，「我看過我父親做各種行業，水電工、開幼稚園娃娃車、跟媽媽一起去市場賣滷肉飯。青少年時期看到家裡這樣卻愛莫能助，心裡有很多無力，父母卻沒空聆聽。」這讓李明璁對社會裡的生存現實更為有感，也開始對階級問題感到好奇。
就在那時，閱讀成了李明璁最大的寄託。「對當時的我來講，能夠打開我的眼界，想像不同世界或生命的可能，很大一部分就是透過閱讀。所以我平均一周讀兩到三本書，非常用力地以閱讀包覆那時的自己。」
其實早在李明璁幼稚園時，父母就發現了他的閱讀潛力。「我很小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就對文字非常敏感，只是坐在爸爸車上，就能慢慢認出街上的招牌。所以當小朋友還在學ㄅㄆㄇ的時候，我已經以一種怪異的方式，懂得很多複雜的國字。」
彼時台北街頭還未出現誠品書店，爸媽只能帶著小小李明璁到重慶南路書街上，在東方、新學友等書局內，任其選擇自己想看的書。「台灣的勞工階級，最希望就是能讓自己的子女階級翻身，向上流動，而在當時最好的方式就是透過聯考制度。所以就算我根本沒在念聯考的東西，光是看我在讀書，他們就覺得安心了。」
但就如李明璁所說，藍領父母想的盡是如何讓孩子溫飽，能提供的閱讀資源較其他小康家庭相對有限。「我只能就近取材，從學校教的課文去延伸。」某回課堂教到陶淵明、竹林七賢，李明璁被其獨特的生命觀吸引，一頭栽入古典文學世界。「我像個老學究一樣，還去訂了當時只有國文老師或中文系學生在看的《國文天地》，甚至在國二那年瘋狂到寫了一篇模仿八股格式的論文。」
這般行徑，在同儕間想必相當格格不入，李明璁笑回「這也是為何我常覺得我跟世界上所有人都有代溝，從小孤獨感就很強烈。」這樣的感受，讓他開始書寫。「我年輕時常陷在一部電影或小說裡面很久，卻找不到人分享，只能靠把它寫成文章。」
習慣延續至今，在更容易透過文字找到知音的網路世界裡，李明璁成了另類的意見領袖，「網路時代開啟了另一種可能：只要你願意說，哪怕人不多，都可能會有人有所共鳴。」透過不斷反芻、述說，讓李明璁培養出開闊的世界觀與胸襟，也在各階層間找到順暢的溝通方式。
面對外界多以劍橋學歷將他定義為「學霸」，李明璁不置可否，他稱自己從來不是什麼學霸，直到考上劍橋。「其實我大學聯考成績很差，要不是國文衝到全國前幾名，根本不會有學校念。」彼時考上輔大社工系，完全出乎李明璁所料，「但在那時有學校可念，已經讓爸媽樂得放鞭炮。」
社工系非李明璁的第一志願，卻是他找到人生支軸的重要轉折點。「我是念了社工系後才發現我對與人接觸、理解人們各種想法、背後的脈絡，以及怎麼解決問題等面向非常有興趣。」自小家中背景，到實際接觸社會福利等制度面問題，讓李明璁壓抑許久的改革精神被燃起，多次投入社會運動，期望用自己的身體，實際碰撞體制，做出改變。
「我整個大學時期用『頭破血流』形容也不為過，為了抗爭受傷，甚至好幾次進出警局。」父母時不時就被親戚告知打開電視，看兒子又被警察從立法院勒著脖子架走。「他們當然很擔心，但我也就一路這樣照自己的意願投入。一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後期，台灣兩黨政治穩定化，我也不再是十幾、二十歲的少年，那時才開始靜下心想，我到底該做些什麼。」
只是剛從清大研究所畢業，李明璁仍滿腔熱血，想投入社會改革，為此他做過國會助理、當過民進黨政策委員會的研究員，並在碩士論文中深入探討年金問題。但實際進入第一線後，他卻發現，「有些東西需要花更多時間才會改變，但它很基礎，那就是文化和心理，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教育和媒體。」
於是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之時，李明璁決定負笈至英國進修，挖掘更多與社會接軌的方式。申請上劍橋後，他選念新式人類學，探究起人類學在媒體與文化間的關係。憶起初入劍橋校園，他坦言確實有股優越感，但隨著理解更多歷史，他慢慢意識到自身不足。「我是到了劍橋才學會謙遜，你以為你是Somebody，但在劍橋漫長巨大的宇宙裡，你其實只是個Nobody。」
這段求學經歷，讓李明璁明白，要想瞭解事物本質，就不該擺著知識份子的架子，而要學會蹲下身傾聽。「其實一直以來想讀更高的學位，都只是為了理解我所生長的社會，和那些和我爸媽類似的人們，而我又能為這個社會做什麼。是一個非常樸素的立足點。」
從劍橋回到台灣，頂著高學歷的李明璁，受聘成了台大教授，從學院教育開始，他摸索起貢獻所學的方式。一如他總是突破線性思考，在台大期間開設的課程因有著鮮明的個人風格，總是堂堂爆滿。在他離開台大前，那門「失敗者的社會學」更是轟動校園，從原先的5、60人，到最後吸引超過六百名學生旁聽。
「其實大家都會有點誤會，以為這堂課有點Fancy、有趣，或是什麼心靈雞湯，但只要你上網看過Video，就會發現它其實硬得不得了，是個知識含量極高的課。」李明璁細數課堂內提及的傅柯、戈夫曼、卡繆等，「其實是在講一個又一個社會理論家做過的研究，以及他們對『失敗』的探討和關懷。」
隨著這堂課大受歡迎，也讓李明璁注意到最高學府裡的特殊現象。「先不要說在這門課裡我扮演了什麼角色，而是這門課到底召喚出這社會裡什麼樣的需求。為什麼被視為勝利組的台大學生，對失敗的主題這麼有感，他們在焦慮什麼？」
走在台大校園多年，李明璁認為，社會主流認定「年輕人就是草莓族」的觀念、長期頹靡不振的薪資水平、對國家主權的無力感等，讓這一輩學生即便考上台大，也有著深深的不安全感。「我在台大看到很多學生遇見失敗，卻不知如何自處，想改變社會卻不知所措，總是擺盪在理應成功卻說不出的挫敗中，開這堂課某部分也是希望能帶著年輕人正面去面對失敗。」
在不甚愉快的氛圍中，李明璁2018年還是離開了台大，他坦言「說沒有失落或遺憾是騙人的，但與其說是捨不得台大的位子，更多是捨不得那個學校的風氣和學生，還有它曾經提供給我很豐裕的研究空間。」但失之東隅，李明璁離開台大後，目標卻因此更明確。「我總覺得教育這件事情不應該只發生在學院裡。以我的初衷來講，大眾教育是我更想做的。」
一如「探照文化」其名，李明璁的名片上，畫著拿著探照燈的孩子，在一片黑暗中持續探找各種可能，如他從翻轉媒體形式，到用文化角度探究社會問題，一步步實踐著自己的理想。「我常會想，人生或老天給了我一個很奇妙的機運，讓我有機會成為各種不一樣的角色。我或許不是很了不起，但這一路上，也許曾做對了一些什麼。」
回望孤獨的童年，李明璁在書裡的字裡行間找到安放自己的位置。如今，他用積累了半生的挫折與成就，繼續直視社會裡的問題。從渺小望向巨大，當個貼近地面的學者，這般理想，就如那日午後的柏油路面，散著源源不絕的熱氣，在李明璁心中持續蒸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