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士琪

新電影浪潮裡的影劇記者
崩解電檢制度的投石者

採訪撰稿/袁世珮、攝影/吳致碩 圖片/楊士琪紀念獎、吳長生 提供

一位影劇記者,如何在跑電影新聞的短短9個月內,撼動電檢黑手,推波助瀾台灣新電影前進,並被楊德昌在電影中致敬,被侯孝賢、吳念真、詹宏志、小野等一眾好友懷念著?

前聯合報電影記者楊士琪對台灣新電影的熱愛,如唐吉訶德般持長槍挑戰解嚴前的電檢制度,如司馬光投石般解放被禁錮的電影創作自由,她揭露的「削蘋果事件」成為台灣電影史的重要里程碑。

楊士琪只跑了九個月的電影新聞,就替新電影守住了重要的一役。圖/吳長生 提供
楊士琪短短的人生,為台灣電影史留下印記。圖/吳長生 提供

熱血記者生逢其時

楊士琪為台灣電影史留下印記。圖/楊士琪紀念獎提供
楊士琪為台灣電影史留下印記。圖/楊士琪紀念獎提供

楊士琪1950年生,原在民生報擔任編譯,1983年轉入聯合報,「光陰的故事」在前一年上映,正好是台灣新電影萌芽階段,她所處的時代、她的年齡,都接近那些新電影導演。但她跑電影新聞僅僅9個月,1984年因病過世。

小野記憶裡的楊士琪非常熱血,她希望台灣有一群導演能拍出跟過去不一樣的電影,比較藝術、比較社會性,演員表演比較真實,更有可能打進國際。

吳念真記得的是跟楊士琪的吵架。「吵,是因為是對手,她跟其他影劇記者不一樣,她是一個非常嚴厲的同伴。」吳念真說,當時大家對「台灣電影」這四個字有共同的期待,希望它能夠發揚光大、被世界看到,所以楊士琪常常質疑吳念真在寫的劇本:「那個需要做嗎?你為什麼不寫其他東西?」

「她很堅強、很熱情,可惜她的身體無法支撐這種瘋狂。」曾與楊士琪在聯合報系共事、現為楊士琪紀念獎主委的胡幼鳳想到故友仍哽咽:「當我知道她因為半夜寫稿而氣喘病發,我很氣,有什麼稿子值得這樣做?」

隔年,楊德昌電影「青梅竹馬」上映,片頭寫「獻給楊士琪」,胡幼鳳懂了:「從來沒有一部電影是以電影記者為片頭紀念,她做的事是有意義的。」

楊士琪(右)是新電影導演們「嚴厲的同伴」,左為楊德昌,中間是吳念真。圖/楊士琪紀念獎提供
楊士琪(中)與聯合報攝影楊士正(左)、經濟日報總編輯楊士仁(右)在報社內慶生,三位姓名巧合,號稱聯合報楊家將。圖/吳長生 提供

被困住的創作自由

楊士琪跑電影的80年代,在美麗島事件之後,戒嚴令將解未解,社會隱隱湧動力量,而掩蓋這股力量的禁制力,不理解、甚至懼怕那即將脫韁而出的自由能量,所以當時的創作還受到極大的管控,任何不符合官方觀點的表演,所謂靡靡之音、暴露社會黑暗面、打擊軍民士氣,都會被禁絕。

新電影卻如小草般從石板下竄出新芽。PChome網路家庭董事長詹宏志也曾是電影人,他回憶,新電影運動始自中影內部,企畫部裡的年輕人小野跟吳念真,眼看電影環境惡劣,大部分電影從香港進口,台灣本土創作或觀照自己社會的電影,少之又少,所以他們亟思改變。

吳念真說,那時跟小野的共同想法是,「寫實是我們最渴望的」,義大利早有「單車失竊記」那種跟生活緊貼著的電影,他們希望台灣電影更接近生活,能從電影審查中找到出逃的縫隙,創造出新的東西。

小野認為,楊士琪出現在台灣新電影剛起的時間點,「光陰的故事」、「海灘的一天」、「小畢的故事」,票房好、題材好,但各方都還在觀望,可是執政的國民黨還秉持舊手段,不容許任何涉及社會事件、批評社會、顯露貧窮和弱勢,否則就祭出剪片或禁片。

而中央電影公司做為黨營機構,上層是文化工作會,在接受新聞局電影檢查之前即先檢查劇本,電影拍完後再審片。小野說,文工會的心態是:「我是老闆,我可以不准你拍。」因此在後來「削蘋果事件」引發軒然大波時,文工會始料未及。

小野懷念楊士琪。記者吳致碩/攝影
新電影浪潮是台灣電灣史上重要一頁。記者吳致碩/攝影

削蘋果事件

楊士琪在9個月電影記者生涯中,最波瀾壯闊的事件,就是1983年電影「兒子的大玩偶」所引發的「削蘋果事件」。

這部三段式電影改編自黃春明三篇短篇小說,分別由侯孝賢導「兒子的大玩偶」、曾壯祥導「小琪的那頂帽子」、萬仁導「蘋果的滋味」。

編劇吳念真說,為讓國片的觀眾群放大,就必須把自稱知識分子的觀眾拉進戲院裡,最快速的做法就是找大家熟悉的文學作品改編。他記得中影首映後,作家陳映真對當時中影總經理明驥說:「國民黨終於做對一件事。」意思是,國民黨終於能勇於拍出社會真實面。

沒想到竟有黑函檢舉電影暴露了台灣的黑暗面。被指控的正是萬仁拍的「蘋果的滋味」,講述一名工人被美軍的車子撞傷住院,美軍負責醫護,並且送了當時台灣很稀罕的蘋果。黃春明以這些情節對照台灣的艱困跟美國的富庶,揭露出台灣小人物的不幸。

當時任企畫的小野說,在往文工會送企畫書時,他已經覺得此事不容易,果然編審回覆意見指「蘋果的滋味」有問題,最好換個故事,但小野打定主意不換,因為三個故事各有時代意義。

小野說:「這要看導演,如果導演直接碰可能會很尖銳,他也可以含蓄一點,偏偏萬仁剛從美國回來,充滿了西方思想,他認為就是要直接講貧窮,而且要拍到非常貧窮。」萬仁到現已被拆掉的四號公園取景,那是與日本人墳場為鄰的最底層弱勢族群。

不意外,這片被指控「暴露台灣黑暗面、打擊民心士氣」,文工會下令修改18處。

在那場被小野稱為「批鬥大會」的審議會議中,當時中影總經理明驥努力促成黨國大老來看片,30出頭的吳念真觀察這些大老的微表情,直到文工會主委周應龍指著他說了一句令他震驚的話:「你們在我們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思想基礎上挖牆角。」

「我覺得毛骨悚然。我坐在靠門邊,砰地開門出去了,我受不了,你要把我fire都可以啦。我們只是單純地想拍一部電影,怎麼會被這樣講?」甩門出去後,見到在外緊張等消息的黃春明,吳念真流淚,後來有則新聞標題就是「吳念真的眼淚」。

小野分析,因為新電影的崛起動搖了原來的保守勢力,因為年輕導演喜歡找年輕團隊,如杜篤之、廖慶松、李屏賓,80年代都是助理,都在這一波被重用,也難怪保守勢力會反撲。他當時和吳念真都有個念頭是:「如果這關衝不過去,我們就離開中影,可是跨不過去就完了,所有改革就全部倒退。這不只是一個電影事件,而是一個政治事件。」

萬仁執導「兒子的大玩偶」第三段「蘋果的滋味」時,才從美國回來沒多久。圖/聯合報資料照

突破戒嚴的一篇報導

萬仁拿著審議結果的公文去找楊士琪。已經看過片且很欣賞這部電影的楊士琪找上吳念真:「這種事就要講出來,大家辛辛苦苦做了一件事情,為什麼不讓它被看見呢?」小野當晚也行動,打電話給黨外雜誌、給中國時報影劇版主編陳雨航。

楊士琪一一查證,有憑有據,在聯合報發了一則獨家新聞。這在今天沒什麼,但在戒嚴時期,思想控制嚴峻,文工會一通電話可以讓報紙換總編輯,這則批評國民黨伸手進電影界的稿子竟能見天日,詹宏志說:「除了楊士琪的努力,報社也要有這個勇氣。」

當時報界默契是,你家獨家我不跟,但在這件事上,中國時報不只跟進、還做大。陳雨航找來剛結束美洲中國時報的好友詹宏志,兩人擔心消息走漏會被「壓下來」,抱持著「可能工作到這一天」的悲壯心情,繞過中時所有記者,私下去採訪、打聽,比楊士琪晚一天出了一整版批判報導。

其中一篇匿名稿是吳念真寫的,他說:「我們只是覺得很委屈、很可惜。」幸好那時明驥承擔了一切,他說:「電影,我外行,你們才是專家,你們去做你們能做的,有責任我來扛。」讓自認「莽撞闖禍」的吳念真和小野有底氣去對抗。

小野在跟著張毅團隊到綠島拍「竹劍少年」的飛機上,看到聯合報楊士琪的報導,鬆了一口氣。他還透露,在綠島接到太太電話,說文工會送來一盒葡萄,他打電話問吳念真,吳家收到蘋果,送禮人都署名文工會主任周應龍。

兩大報接力報導,社會氣氛急轉直下,文工會迫於輿論收手。詹宏志說:「楊士琪當時挺身而出是因緣際會,得到上司的支持,中國時報也跑出兩個『臥底』,把這一群本來只想有電影可拍的工作者,一下子推到了帶有一點點革命色彩。」

胡幼鳳回憶,那一篇報導在戒嚴時期,根本是拿自己的前途、甚至生命在冒險,「大家說她很勇敢,可是勇敢的不是她一個人,是那一代的人都很想突破現況,但找不到突破口,是她丟了一顆石頭、她開了第一槍,她把思想的解嚴早於正式的解嚴。」

最後的結果,原本堅決不剪的萬仁順著台階下,不情願地修剪一、兩刀,拿掉貧窮社區畫面,換取免被禁映,最終這部投資7、800萬的電影,獲得3、4000萬票房,換算現今破億。此後,台灣電影脫離文工會的控管,開始說自己的故事。

「兒子的大玩偶」工作人員,左起導演曾壯祥、侯孝賢、萬仁、編劇吳念真、企畫小野、音樂溫隆俊和原著黃春明。當時大家以為這將是離開中影的「畢業照」。圖/小野提供
胡幼鳳懷念楊士琪。記者吳致碩/攝影

新電影野火四起

楊士琪在那之後,還是會跑到小野辦公室質問:「怎麼最近都沒有再企畫什麼更激烈的電影?是不是怕了?」

小野無奈,「兒子的大玩偶」雖然過關,之後他卻再送不出任何社會議題的案子,中影換下明驥,眾多新導演鳥獸散,但楊德昌到了外面拍「青梅竹馬」、侯孝賢拍「風櫃來的人」、張毅拍「玉卿嫂」等等,新電影的火卻在民間燒起來。

所以某日,中影新總經理林登飛跟小野說:「我真的覺得侯孝賢、楊德昌應該回來。」

那批導演回來以後,作品更超越以前,侯孝賢就拍了「童年往事」、「戀戀風塵」,楊德昌就拍了「恐怖份子」、張毅拍「我這樣過了一生」及「我的愛」、「我兒漢生」,柯一正也拍了他想拍的「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小野說:「(電檢)一直還在,只是大家在突圍而已,可是台灣就這樣慢慢開放,楊士琪的角色就是伴隨著這些導演,不但是記者,她也成為他們的朋友,是真正懂他們電影的人。」

楊士琪紀念獎

鍾孟宏導演獲頒楊士琪紀念獎。記者李政龍/攝影
鍾孟宏導演獲頒楊士琪紀念獎。記者李政龍/攝影

「她走的那一刻,大家太難過。」小野說,一群年輕電影工作想延續她的精神,於是在楊士琪逝世第二年,27位故舊,包括侯孝賢、楊德昌、朱天文、焦雄屏等人,決定辦個紀念獎,「紀念一個人,但其實是紀念1980年代的那件事。」

1986年第一屆頒給當年在「削蘋果事件」裡力挺到底的明驥,因為他完全符合這個獎在表彰的「逆境中創新」精神,是他讓新電影萌芽,創立電影技術人員訓練班,又讓小野、吳念真這些文化新血進入電影圈。明驥直到又30年後,才得到金馬獎跟台北電影節的最佳貢獻獎。

第二屆頒給大陸導演吳天明,他除了打破大陸過去的主旋律電影,講自己文化的故事,也在西安片廠廠長任內提攜陳凱歌、張藝謀等第五代導演。吳天明當時因天安門事件流亡美國,開著小小的錄影帶店,直到19年後的2007年才來台領獎,領獎時痛哭,感謝這個獎在他困頓時帶來的微光。

第三屆頒給林口阿榮片場的林添榮,因為他在國片黑暗期仍大手筆投資,引進最新器材,而且提供一些預算不高的導演使用。

但三屆之後,這群朋友想著,一來人選難覓,二來每年到楊士琪家打擾,也阻礙了她先生走出過往,所以停辦。直到胡幼鳳重新組織、奔走,2017年成為台北電影節楊士琪卓越貢獻獎,繼續表彰「逆境創新」的精神。

新版本的第一屆給已經偏離電影圈的詹宏志。他不只當年跟進「削蘋果事件」報導,後來做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侯孝賢「悲情城市」的監製,幫兩大導演做國際整合行銷,用全世界的小眾文化來養這些藝術電影。

詹宏志則謙說,在他參與這幾位導演的工作時,他們的作品已經在各種影展得獎了,「是我意識到影展可以變成商業上的工具。他們過去在影展的表現跟賣片是分開的,我想把兩件事合在一起。」他說明,在影展時就展開賣片,把潛在的片商都請來看試片,若片子得獎或有好評,當場就可以下訂。

第二屆給陳國富。他在台灣電影逆境時,引進好萊塢資金拍了「雙瞳」,行銷全世界,又訓練出黃志明、戴立忍等,高規格提升台灣的製片水準;後來進大陸,也提升大陸製片水準,並且持續回饋台灣,資助台灣新一代導演。

第三屆給了陳俊志,除了他勇敢走出同志逆境,爭取權益外,也為紀錄片爭取補助權益,並且進入電影院。第四屆是由台北電影節選出放映師江泰暾。

今年,楊士琪紀念獎與台北電影節脫鉤,委員會評選出鍾孟宏導演。胡幼鳳說,鍾孟宏也是逆境創新,從第一部紀錄片到「陽光普照」,水準都很高、也都有新風格,即使都不賣座,他依然堅持理想,拍廣告賺電影預算,還幫新導演擔任攝影師、當監製組製作班底。如「大佛普拉斯」的導演黃信堯即獲得他的幫助。

楊士琪紀念獎與台北電影節合併的楊士琪卓越貢獻獎,第一屆頒給詹宏志。圖/聯合報資料照
第一屆頒獎典禮,左起楊德昌、朱天文、侯孝賢和獲獎人明驥。圖/楊士琪紀念獎提供
胡幼鳳懷念楊士琪。記者吳致碩/攝影

典範在夙昔

詹宏志回憶,新電影的出現,來自很多人的犧牲與無償幫助,但不功利、不算計的朋友之情,正是那個時代的重要特徵,「包括楊士琪,她不是只來採集新聞,她是一個關心的人。」

詹宏志說,楊士琪挺身而出救了新電影的一個重要創作,這件事被所有參與過台灣新電影工作者共同懷念,「懷念的固然是她這個人,也是那個精神、還有那個事件所代表的意義,那是台灣電影創作的關鍵時刻。」

小野說,如今大家懷念楊士琪,「是懷念一個知己,這個知己很瞭解我、瞭解我的電影。」吳念真也懷念這個會和他吵架的朋友,吵架都是為了台灣電影好。

「大家這麼感念楊士琪,因為她是打破水缸的人,她是突破現狀的人,她使得大家看到可能性。」胡幼鳳指出:「這就是一個夢幻騎士的精神。」 

「夢幻騎士(Man of La Mancha)」,一部楊士琪看了痛哭流涕的電影,說的是唐吉訶德的故事,有熱血、有傻勁,只為理想,一如楊士琪燃燒生命,只為台灣電影。

楊士琪短短的人生,為台灣電影史留下印記。圖/吳長生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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