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錢欽青、陳昭妤 撰文／陳昭妤 攝影／王聰賢、沈昱嘉 照片提供／塩田千春、臺北市立美術館
紅色絲線交織於北美館的全白空間內，人群穿梭其中，宛如走入讓塩田千春依賴卻又痛苦的肉體內，探看那竄流的血液，以及積累多年的生死頓悟，無形中，也投射了自己對生命的迷惘和不安。那像是個宇宙，由內觀外、由外探內。
投入藝術創作25年，生涯舉辦超過三百場展覽，2019年在森美術館的全觀展更創下短短一百多天內，就吸引超過66萬人次造訪的紀錄。塩田千春的作品橫跨行為藝術、裝置藝術、雕塑、錄像、攝影、素描、舞台設計等形式，而織線，是她最常使用的創作素材，用紅色絲線接起和他人的關係，以黑色絲線編出深不可測的宇宙，熱情與冷冽相融，某部分呈現出塩田千春的內在性格，也代她道出生命的矛盾無常。
經歷過流產、喪父、卵巢癌復發，她總嘆「每次的創作都是與死相伴。」病痛仍在她體內肆虐，但她靠著創作，持續點燃活下去的希望，就如這回來台，每個與她有過交流的人，包括劇場導演黎煥雄，無不下此評語：「她很親切可愛，和作品風格很反差。」塩田千春聞言笑起來，用一貫細小害羞的語調說：「是啊！我骨子裡其實是個很光明的人喔。」
出生成長在大阪，塩田千春因家中開工廠，自小就看著工人們在生產線上如機器人般勞動著，這讓她萌生出「我想做個完全相反的工作！」12歲那年，因住家附近開了間繪畫教室，小小塩田千春便央求媽媽讓她學畫，「那是我第一次主動提出想學才藝。」在此之前，她應媽媽要求學了鋼琴，卻在碰到繪畫後，才明白藝術的魅力。
「我是一個在稱讚中成長的孩子，你愈稱讚我，我就會做得愈好，畫畫也是，畫了之後受到一些讚美，自然更有意願去學了。」她自謙並非在繪畫上特別有天分，多年後也從繪畫昇華，領悟出更多元的藝術創作手法。但這無疑，是她的起點。
就讀京都精華大學美術學院時，塩田千春仍主修油畫，但她卻意識到繪畫已無法滿足她對藝術的追求，當時甚至落入「什麼也畫不出來」的困境，這讓她決定走出日本，到澳洲當交換學生。在坎培拉大學時，著重以身體本能展現創作意念的行為藝術，解開了塩田千春在日本時常感到受禁錮的靈魂，進而推使她1996年前往德國，隨後更在布倫瑞克藝術大學與「行為藝術教母」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相遇，開啟她更廣闊且豐富的創作生涯。
只是，在澳洲做的首件行為藝術作品《成為畫》中，塩田千春用畫布裹住身體，潑灑紅色瓷漆，雖讓她開闢出嶄新的創作路數，卻也引來父母的擔憂。「我也是後來才聽親戚說，那個作品一出來時，我爸媽其實有點擔心家裡出了一個怪怪的孩子，但他們從來沒有直接和我說過。」
直到2001的橫濱三年展，29歲的她以《皮膚的記憶》（Memory of Skin）一砲而紅，將十公尺長洋裝浸過泥水，以服裝象徵人類的第二層皮膚，在展場中不斷以清水往下沖洗，卻怎麼也洗不淨，前衛意象登上日本報紙頭版，也讓塩田千春的父母慢慢接受她的藝術家身分。「可是我爸爸那時有說一句話，因為當時我還沒結婚，他就說：『要跟做這種作品的人結婚好辛苦喔！』很擔心我嫁不出去呢。」憶起已逝父親對自己的牽掛，塩田千春微微地笑了笑。
在柏林的那幾年，是塩田千春創作生涯裡極為重要的階段，她至今仍定居於此。但二十年前初到柏林時，圍牆雖已倒塌，東柏林卻呈現百廢待舉的狀態，遍地皆是空房，這對剛要開始闖蕩的年輕藝術家來說是個機會。「我正好需要一個便宜的工作室，那讓我可以用非常低的價格就租到很好的空間。」這樣的條件，自然也吸引眾多藝術家到來，讓整個柏林匯聚一股自由而豐沛的創作氛圍。
當時，因柏林進入快速現代化，隨處可見許多廢棄老窗戶，這讓她萌生以此創作的念頭。對她來說，人有三層皮膚，第一層是肉體上的皮膚，第二層是衣物，第三層便是居住空間如門窗牆壁，這些東西像是皮膚一樣包覆著人類，自然也是形塑一個人的重要物件。透過這些窗戶，她能想像裡頭的人們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這些人又是怎麼透過窗戶揣想陌生世界的樣子。
作品《集聚—找尋目的地》裡的四百個大型行李箱，亦是柏林這段經歷給她的養分。透過紅線吊掛晃動的行李箱，感受每個將啟程的主人，心底顫動的興奮和徬徨。裡頭裝載的照片與物件，則讓人得以進入這些人的生活，探看每個人是懷著什麼樣的意念、要前往哪裡。
當時身處異地的塩田千春，持續對「自我認同」展開探索，也因此做出幾個重要創作，包括知名的錄像作品《浴室》。坐在浴缸中的她，不斷以泥水從頭上澆灌下來，象徵不論如何澆洗，自我認同都會依附在自己的身上，這亦是每個遠離家鄉的遊子都需要面對的課題。
另一在德國完成的《嘗試．回家》中，則是她跟隨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期間，放下絲線，以身體創作的重要作品。在錄像之中，可見到她赤身爬上斜坡，想回到洞穴裡，卻每每滾落，只能不斷從坡底爬起嘗試。其中蘊含的執念，也透露塩田千春離開家鄉日本的矛盾情感：滿足於異地帶來的養分，卻也因根不在此，而對故鄉有著放不下的牽掛，這樣的心情，貫穿了她整個生命歷程。
走進塩田千春的作品，就如她和森美術館館長片岡真實一塊發想的展覽名稱「顫動的靈魂」，總能感受到因焦慮而生的不安，卻又能在其中找到安定的力量。而那確實也反映了塩田千春的創作狀態。2017年，在片岡真實到柏林邀展的隔日，塩田千春複診時就發現癌症又復發了，且進入不樂觀的第三期，「但當時我已經答應要做這個展覽，所以策展過程跟治療是並行的。可以說整個展覽，我都是與死相伴地在做。」
每回接受治療時，塩田千春總感覺靈魂被完全控制，無法跟上肉體，這讓她不斷思考死亡這件事：「當我的身體不在時，我的靈魂到底還會不會存在，如果在，它又會去到哪裡？在和片岡館長談到這件事時，她也覺得『靈魂』這個字很適合用來當我們的主題。」
面對創作，塩田千春常會有「掉進漆黑世界」的感覺，她坦言會有這種感覺是因為「我不知道這作品會走向什麼樣的方向，有種看不見終點的感受，一直處在這種狀況中會讓我非常徬徨。」但這樣的狀態，也成就了她作品裡的未知感，片岡真實便曾說：「塩田心中的那些不確定性和不安，對創作其實是正面影響，那刺激了她的創作意欲，能幫助她把想法做成有形的作品。」
儘管每回創作都像死過一回，塩田千春仍笑說，「我是個不做展覽就活不下去的藝術家。」每回接受委託去做一個展覽時，就會有股巨大的壓力沉在心頭，「尤其當我們經過很長的時間籌備、布展後，因為太清楚那種開幕的可怕：有人要來看、有人要來給你各種評價，難免會覺得很焦慮。」
但這些焦慮，卻也是她的創作核心，觀眾們亦能隨著她的作品前往意想不到的境地，並在其中和她連結起那共通的深沉情緒。這種「痛並快樂著」的滋味，或也正是塩田千春甘於捨身活在藝術裡的原因。
對許多人而言，塩田千春的展場像個大型夢境展演場，絲線裡交織的究竟是現實，抑或幻境，那界線總在踏入後變得模糊。塩田千春說，夢境確實是自己的靈感來源之一，但對她來說，醒著做的夢比睡著後的夢，更具效果。「藝術家這種生物就是24小時都在做夢，這是真的有心理學家在研究喔。」
她認為，藝術家的眼睛會較一般人觀察得更細緻，許多生活裡微小的資訊或記憶，甚至是路邊一朵非常小的花，一般人看到可能不會留在記憶裡，但對藝術家來說卻都非常深刻，「有點像是我張大了眼睛，但其實一直在一個做夢的狀態裡，這些當然全都會是我作品的靈感來源。」
直至今日，她最喜歡的，仍是每天剛起床，頂著還昏昏沉沉的腦袋，到柏林住家附近的咖啡館坐著，點杯卡布奇諾，就往窗外望著發呆，「我很享受這段時間，不帶目的，但常常坐著坐著就想到上次有篇文章我可以怎麼寫，或是突然有些作品的靈感會浮現，所以我幾乎天天都會去咖啡廳。」
至於睡著後做的夢，塩田千春說，那反而常是現實生活裡會讓自己有壓力的事情。「我非常不擅長在人前講話，所以我會一直想避免這種情境，有時拒絕不了還是必須上台前，我就會夢到我要講話的那個舞台不斷地變大，但上台後我卻一句話也講不出來，或是突然忘記要講什麼。」她笑說這是每隔一陣子就會出現的夢境，「大概象徵了我心裡對這件事有多抗拒吧！」
和無法根治的癌症相伴多年，塩田千春很清楚生命終有時，但儘管治療痛苦，她卻不曾想過撒手放棄，深愛的女兒與藝術，或許是支撐她的原動力。她憶起某回有觀眾問了她關於自殺的問題，才讓她想到：「原來『疲倦』可以是一個人想要放棄生命的理由，原來有些人對於活著這件事是感到很疲累的。」但走過多次生死交關，如今的塩田千春，卻比以往都更想活下去。
「在沒有得癌症前，很多事情非常理所當然，有時甚至會覺得有點煩，啊我又要跟人家開會、又要跟誰見面，或是必須要去參加一些藝術展會。但得病後，這些事情卻變成我一個非常大的快樂來源。」她透露現在身體狀況不錯，可以和人見面談話，還可以遠行參加許多藝術活動。「這就很像鐘擺，平常生活擺幅小，你的快樂自然也很小，但病痛讓振幅變大了，也因為痛苦很大，當它擺盪到另一邊時，這些微小事情帶給我的喜悅也就更大。」
她笑說，自己除了當個藝術家，或許什麼也無法做，「有人問我要不要去當美術老師，但我想我可能會沉浸在自己的創作裡，忘記還有學生在等我。」離開台灣後，她打算繼續投入其他計畫，除了已在比利時展出的「Living Inside」，展現了她在疫情中仍不懈創作的作品，還包括七月在慕尼黑的華格納祭典，塩田千春也將以《諸神的黃昏》為題，創作類似戶外裝置藝術的雕塑作品。
聊及台灣觀眾對她的展覽期待，塩田千春再次露出害羞笑容，「我覺得當代藝術最好的一點就是：它沒有一個沒有正確答案。我很期待大家在我的作品前待上幾秒鐘，如果你能這裡找到一些心中的共鳴，對我來講就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在塩田千春的宇宙裡，生命終點並非結束，而是融入另一個更大的空間之中，「生到死，從來就不是消滅，而是延續。」透過絲線，她明白了這個道理，於此，不再害怕死亡，而是繼續編織出能讓自己，甚至更多生命都能平靜身處的世界。在那顫動的靈魂下，或許有所不安，卻也滿是安定。
● 展覽資訊：
北美館公告：【塩田千春：顫動的靈魂】延至10.17
如有更動以臺北市立美術館官方FB公告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