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錢欽青、袁世珮 撰文／袁世珮 攝影／沈昱嘉 圖／蔡詩萍提供
作家蔡詩萍寫了一本書「我父親。那麼老派，這麼多愛」，寫作源起於總統蔡英文上任後首次到金門紀念八二三砲戰，也可以回溯到一甲子前被媽媽抱在襁褓中躲砲聲的半歲男嬰「小萍」，更是1949年想逆著長江回鄉過年、最後卻跟著雜沓人流找到部隊移轉來台的那名大兵。
蔡詩萍寫他的父親，其實是寫父輩那一整代人，在戰亂的大時代裡被沖刷離家，離家千里外重新生根、落腳，再開展出全新家族的父親群像，「我以創作者的角色，把我們那個族群成長的一些世代經驗留下來，變成一個文本、一個集體的記憶。」
「用一般的說法，我們是外省第二代，但戶籍一出生就寫台灣桃園，所以我是台灣第一代。」蔡詩萍這樣自我介紹，而他父親從湖北應山飄洋過海來台，娶了中壢的客家太太，蔡家這樣在桃園生根。
蔡詩萍5個月大時，金門發生八二三砲戰，在那戰雲詭譎前夕，父親跟著部隊調動到金門，捨不下不滿20歲的小妻子和襁褓中的兒子，硬是想辦法把母子弄到金門。
蔡詩萍當然不可能記得當年的砲火隆隆，但這個緣分在，所以後來蔡總統去了金門，他想到：「說起來，我比蔡英文總統早去了62年。」從臉書的一篇文章，發展出一本書，記錄一個時代。
「人生有很多際遇是無法預期的。」蔡詩萍談到父親：「他怎麼會知道他一個人來台灣，從一個人到四個小孩，現在一個家族有12個人？」
蔡爸爸如今高齡95歲，在20出頭的年紀當了大兵，因著戰亂到了上海，快過年了，想沿著長江回家去，但船才出去沒多久，就看到一波波逃難船下來，聽說「共產黨過江了，遇國民黨的部隊，見一個殺一個」，蔡爸爸只能回頭，在上海找到自己的部隊，然後兵荒馬亂中上了船，就此與老家天各一方。
蔡爸爸後來認識18歲的客家姑娘，雖然部隊長官說：「你不要結婚，我就送你到陸軍官校去，結訓後回來升少尉，可以慢慢往上升。」但隻身來台的年輕人決定要有家，不惜放棄升遷機會，家，就是他的人生選擇。
可是那個年代，少有本省爸媽願意女兒嫁給外省軍人，幸而這位大兵獲得寶貴的一票支持，來自女方的大弟、也就是蔡詩萍的大舅─許信良，這才娶到老婆，本籍湖北的蔡家，也從一個人、到一對夫妻，陸續增添新成員，外省加客家，再因姻親結合了閩南族群。
「我父親孤伶伶一個飄零到台灣的外省大兵，最後娶了一個客家姑娘，認識一群客家家族。」蔡詩萍說，父親和外公只差十幾歲，沒想到多年後，他和前主播林書煒結婚後，跟岳父也差不到十歲。
八二三結束，從金門回來後，蔡爸爸轉職到聯勤，改任文書，一家人從宜蘭羅東的被服廠（後來是收容大陸偷渡客的「靖盧」），再到埔心的眷村「金門新村」落腳，一住幾十年。
蔡詩萍從小就能感受到文化的融合，寒暑假回客家村外婆家住，說客家話、跟著去種田，坐在牛背上吃外婆送來的點心；或者看父親和外公打四色牌，本省翁和外省婿語言不太通，但父親會很「懂事」地輸錢給岳丈，於是這些小鬼就能從高興的外公那裡吃紅。
蔡詩萍記得，當外公以99歲嵩壽過世時，86歲的父親堅持要參加喪禮，在場靜靜送別老岳丈。後來他還幽幽地歎息，過年再沒人給他紅包了。
「我父親為什麼會講這個話，在他80幾歲的時候？因為他離開大陸以後，一個人在台灣沒有長輩，岳父、岳母就是他的長輩。」蔡詩萍懂父親的失落，少的不是紅包，是給他紅包的長輩。
一個人，背井離鄉、無親無故，要養老婆和四個孩子，還只是最基層的兵，經濟壓力不會小。
蔡詩萍記得，明明叫「金門新村」，可眷村一點也不新，泥巴、三夾板弄起來上漆就當牆了，下幾次雨，牆就開始裂，他和弟弟老是拿手指頭去摳，摳著摳著就摳出泥土、再摳就是砂石或稻穀或草，再摳就穿到隔壁去了，再來就會是媽媽的一巴掌打過來。
拿出照片為證，有他、有一個因早產而有些發育不良的弟弟，有一臉疲憊的爸爸，還有總是笑咪咪的媽媽，幾個人身後有張竹床，平時直立在牆邊，晚上放下來就是兄弟倆的床，客廳即臥室，家徒四壁是確切的形容。
夜裡，蔡詩萍有時會看到父母唉聲歎氣，畢竟食指浩繁，軍眷配給不夠用，只有月初發薪水時，父親會買點牛肉做牛肉麵打牙祭，其他時候就靠媽媽的手藝，才能做出三餐外加便當。
蔡詩萍記得，媽媽做蘿蔔絲餅，煎好一個出鍋，四個嗷嗷待哺的小孩伸手就拿去吃，等她辛苦煎完，揮掉一頭一臉的汗，回頭一看，盤子竟還是空的。媽媽會做各種點心，至今還手工做酸梅冰棒、餛飩、水餃。
可是當年家裡沒錢，父親臉皮薄沒辦法跟人家借，都是母親出馬。蔡詩萍說，幸而母親樂天，是那種「沒錢就沒錢，明天再說」的性格，互補了父親「上個月就開始擔心」的焦慮個性。
這樣辛苦過來，所以後來家裡裝修，父親堅持將不大的房子多隔幾間，替四個孩子的四個家庭留房間，以便回家時可以住。蔡詩萍說，當時反對，但再一想：「父親奮鬥了一輩子，有了一個家，他想給每個小孩一個房間，年輕的時候沒能力，現在終於可以了。」
果然，如今逢年過節，幾個家庭回去，各有一間房可以休息，還是有點擠，但吃飯時12人跑出來聚在一桌，蔡詩萍想，這正是父親的心願。
「眷村文化」一度成為懷舊商機、文化符號，但在蔡詩萍身上，是成長的一個過程，爸媽還很盡力幫他走出眷村。
眷村子弟承父業走軍旅的比例很高，但蔡爸爸反對孩子走這條路，所以總是逼著幾個孩子要讀書，讀書才能出人頭地，蔡詩萍說：「我被刻意安排出來某種成長的路徑，跟眷村的很多朋友不太一樣。」
除了一到假日就被帶去外婆家外，蔡詩萍小學一年級讀的是99%是外省子弟的小學，一年之後，媽媽受不了兒子每天打架，替他轉學到90%幾是本省小孩的另個小學。他還是和人打架，但人單勢孤打不過，後來就變朋友，同學來眷村裡的蔡家吃飯，他去客家村釣魚抓麻雀。
父親為了不讓兒子在眷村鬼混，偶爾會帶他去工作單位，蔡詩萍就安安靜靜看書做功課翻雜誌，或者看著窗外飛馳而過的火車，心裡想：「那個方向是台北，我將來一定要去那裡念大學。」
他自己也不是很喜歡眷村特有的意識形態，國中以後開始對政治、公共事務好奇，喜歡閱讀，高中時更走文青風，受舅舅許信良影響對法政產生興趣，有了自由主義的色彩。這些都和他其他的眷村兄弟不一樣。
「在我看來，眷村文化的凋零是必然的，因為它本來就是時代的特殊產物。」蔡詩萍也說，一群人圍在一個區域裡，竹籬笆裡自己形成春天，跟外面的世界有了隔閡，後來的眷村改建也是勢在必行。
凋零的，也是那一輩人。蔡詩萍感慨說：「就是一個大時代的故事，差不多凋零了，我父親就特別有感覺，因為他的同袍幾乎都沒有了。我爸爸其實也滿寂寞的。」
印象裡，有那麼一閃一閃的紅色星點，那是小小蔡詩萍半夜醒來，看見父親在黑暗客廳裡抽菸的落寞背影。有時父親發現兒子醒了，問兩句，然後熄了菸，回房，留下一聲歎氣。
「我父親大概也覺得自己一輩子很平淡、平凡，我覺得我父親是一個很憂傷的人。他沉默寡言，常常會歎息。」蔡詩萍說：「他一定看到很多戰亂時代的一些淒涼故事，可是他沒怎麼講。他心裡面一定有感觸，只是這麼多年下來了，也許像一個夢吧。」
蔡詩萍也發現，沈默的父親，是那一輩共同的樣子，不只是外省爸爸，「那其實是一個大時代的碾壓。」
有一次，年邁的父親主動要求去看一間義民廟，於是全家兩部車浩浩盪盪過去。老人家看著建築與廟埕，回憶起當年怎麼在這裡駐兵、怎麼睡在帳篷裡、怎麼一班一班地在廣場上吃飯，還有站衛兵時聽到其他阿兵哥思鄉的哭泣聲。
老人家千言萬語，最後只有一句感慨：「那時候，天上很多星星。」
蔡詩萍說：「我父親不是詩人，他只能這樣表達。那時他看著滿天的星星，一定也想家，一定沒辦法想像70年後，太太、四個小孩，媳婦、女婿、孫子、孫女圍成一桌。」
現在的蔡爸爸年紀大了，常常精神不濟，坐著坐著就打起盹來，醒來看到一家人都在，彷彿很安心。有一次，他醒過來，看看蔡詩萍，突然說：「小萍啊，唷，你也這麼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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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我成長過程中，不快樂這件事是很明顯的。」蔡詩萍承認，從小因家境而資源匱乏，看著父母愁生計，身為長子能感受到的，「可是我在閱讀裡面得到快樂和自信。」
國中時，有一些老師發現了他的寫作能力，給予讚美、或推薦給校刊或比賽，都累積了蔡詩萍的自信，到高中他更是大量閱讀。
讀的是法政，曾在報社擔任總主筆，蔡詩萍在這本新作，卻用了「中年以後，人之將老的平淡筆法，去回顧生命中有感情的人跟事」，在寫作筆法上，與過去兩異。
蔡詩萍從2015年開始藉社群平台創作，將臉書當專欄在寫，並因此改變寫作風格，捨長段落改短句，搭配一些圖，文字描述也更多圖像畫，有如電影畫面，「我父親」這本書，不是紀實，帶有文學的想像。
例如寫到父母親當年的約會，老人家過去著墨不多，於是蔡詩萍設想：父親是窮哈哈的大兵，也許拿著幾個同袍湊的錢，邀請客家姑娘去海邊，在有著木麻黃的小路上散步，吹著海風、聊著天，走著走著，男的想娶了，女的想嫁了，那一刻，「他們不會知道多年後兒子會幫他們寫了一本書。」
「歲月如梭」是一個小學生級別的用詞，但恰如其分地傳達了蔡詩萍的心情，父親是這樣來台、成家、變成一大家子，「人生真的是如此，我寫這本書有很幸福的感覺，是我父親真的還在，使得我在思考我們家族的時候，有一個座標。」
自己當了父親後，也更能理解父親，蔡詩萍說：「我父親一定很愛我，可是我們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後，慢慢地沒辦法感覺到這一點。」
可能是因為當時自己太年輕，沒有心情去瞭解父親，後來是忙著在外闖天下，沒有時間去了解，但半生之後，再看父親身影，蔡詩萍慶幸：「父親還在。」
再看父親的同袍、或者蔡詩萍同齡友伴們的父親，那一整代人隨著時代故去，留下什麼？蔡詩萍記錄下那一輩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