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陳昭妤 攝影／王聰賢 照片提供／易智言、牽猴子
站在剝皮寮裡的北影辦公室，從陽台看出，高低不一的瓦片屋頂比鄰，風一吹來，好似就能將路上那個被捨棄的紅白塑膠袋吹上屋簷邊；也可能一不小心，就拂起正騎著腳踏車、某個高中男孩身上的襯衫。
易智言靜靜望著，那如風一般的瞬間，吹起的是他整整二十五年的電影回憶。裡頭，有他投入十多年，終於能夠上映的動畫《廢棄之城》；也有在他陷入迷惘之時，讓他被眾人認識的《藍色大門》。
他一直不是多產的導演，入行這些年，從第一部長片《寂寞芳心俱樂部》到《藍色大門》、《關於愛》台北篇、《行動代號：孫中山》、電視劇《危險心靈》，乃至甫上映的《廢棄之城》，僅僅六根手指能夠數完。但每一部，都從那個當下，陪著某些人走到今日，甚至被深深留在心底。
「我只能說何其幸運，一輩子做的幾個作品，過了二十年還能被記得。」新片《廢棄之城》，從劇本創作到動畫製作，易智言投入了電影生涯整整一半的時間，「但換個角度想，如果它能留在大家心中三年、五年、八年，那就是我何其幸運，能參與到這個有機會被留下來的東西。」
回看坐定在桌前，寫下《廢棄之城》劇本第一個字的那天，「應該已經13、14年前了。」他不確定那是怎樣的一天，有什麼重要的事發生，當然也無法想像，那第一個字將為自己展開如何漫長的動畫製作之路。「剛開始要做，其實就是非常平常心，跟我寫其他電影劇本一樣，沒去想要找誰拍、能不能拍成。」
但劇本裡主角設定為紅白塑膠袋、配角全是些廢棄家具、木雕神像，整個故事裡只有一個人類角色，「說真的，不用動畫去拍，我還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呈現。」但就如他1997年寫下《藍色大門》劇本時，只稍加想像自己要找真正的十七歲高中生來演，「其他要多少預算、會不會有人投資、會不會被拍，八字都沒一撇，我就寫了，反正如果沒人要拍，大不了就是把劇本收起來。」
寫劇本一直是易智言給自己的規範，「早期教書、拍廣告是我每天的工作，每過一陣子這種日常生活，我就會強迫自己要寫長一點的東西，電影劇本也好、電視劇集也好，這習慣久久也就養成。」《廢棄之城》僅僅是此般日常裡誕生的其中一個劇本。「很多人以為我做動畫好像有什麼遠大胸懷，但還真的沒有太多野心，就跟其他電影一樣，我只是寫了一個比較長的劇本，然後看看有無機會。」
拿給身邊的製作人好友們看，監製李烈有點興趣，「但烈姐當時也不確定有沒有機會拍成，畢竟動畫牽涉到的人力、物力、財力之大，沒人有把握。」於是易智言先邀集人才，組成小型團隊，製作初步的概念圖和分鏡腳本，參加金馬創投，沒想到2011年不僅拿下首獎一百萬，還獲得優良電影劇本獎，「當時團隊裡的大家都各有正職，想說若有成就繼續，不成就解散，所以得獎對當時的我們算是個開始。」
拿著獎金和資料，易智言先帶著幾個夥伴，去到其他國家探詢投資可能。「我們跑了法國跟中國，真正覺得這個東西百分之百會亮綠燈走，其實是外國投資人簽下意向書的時候。」但那離劇本寫完已經是三、四年後，確定資金有眉目、各種拍攝的行政程序也開始進行了，易智言才和李烈聯手組出大型的製作團隊，正式踏上不知盡頭何在的動畫之路。
「大家在談動畫時可能都會以實拍電影作為對照組，但兩者需要的時間差非常多。」 他舉例，實拍電影大家看到的一分鐘，可能拍了一個晚上，但因現場就能調整所有問題，毛片拍出後，其實已差不多接近成品。「實拍電影是所有人集合在一個定點一次發生，可是動畫每個步驟是分批發生的，牽涉到非常多人力和時間。《廢棄之城》單是畫完分鏡腳本，就花了一年半。」
鏡頭有了之後，得再畫出所有角色的平面稿，接著建成3D模型，再將這些角色和背景擺入分鏡鏡頭，做成立體空間，「這就是所謂的Layout，做完Layout又是八個月過去，這時角色身上都還只是電腦的點點線條，沒有質材、動畫，也還沒有表演。」做動畫時，每一場戲得分批挑出來做，「我們會先做幾個主標竿的戲劇場景，看看不同的光線、鏡頭和元素集合起來是什麼樣子，不斷實驗、調整，好為其他場景抓出標準值。」
易智言說，從錄音、分鏡腳本、做Layout、再到做動畫、後製等等，「其實十年不算長，大家看到的美國和日本動畫，八年、十年的案子其實相對很普遍 。」但台灣畢竟動畫製作量少，能參考的經驗不多，許多人等不了這麼久，十二年間，當然也遇過資金斷炊，「這過程很多抱怨、也有無助，但還真的沒想過說不幹了。斷資金的那兩年，我就用個人關係出去找可能的投資者，試著把問題解決掉。」
就如多年前拍《危險心靈》，整整三、四個月，天天凌晨四點半起床，在燠熱的四十度室內拍攝，「一開始是懷著對《危險心靈》和戲劇的熱愛在拍，但連續幾周都在這種環境下，我有天就跟工作人員說：『現在只能靠道德來完成這個作品了。』」《廢棄之城》於他亦然，加上許多事必須從頭學，心智上的考驗更為艱鉅，「我最無助的時刻就是：連要怎麼問問題都不知道。」
但儘管動畫製作如此艱難，易智言仍想著必須完成，除了責任感，還包括這是電影人終究得面對的關卡。「現在影像愈來愈數位化，像是綠key，甚至現在有些演員發生了意外，必須要換臉，這些嚴格說起來都是數位動畫的一部分。以未來的發展，再怎麼躲，也躲不掉動畫這一塊，所以雖然非常耗工、耗時又耗錢，但我覺得千萬不能迴避它， 必須要做，你才能得到那些Knowhow。」
1995年，易智言拍攝首部長片《寂寞芳心俱樂部》時，台灣新電影走入末期，國片年產量約個位數，「可以說是一片洪荒。在這環境裡要怎麼繼續拍下去？我覺得一定是有抗壓啦。」但他認為，只要是對自己作品保有真誠意念的創作者，不論過程多苦，終究會找出自己的方法把事情完成。「我反而覺得那些因為奇奇怪怪理由跑來拍電影的，為錢為虛名的，還比較不能抗壓，因為那些東西很快就不見了。」
回看踏入電影，易智言懷抱的，正是純粹。三十多年前的台灣家庭，對於「念電影、拍電影」的選擇，可說完全無法理解，易智言的父母亦然。特別他自小就會念書，在軍事體系擔任醫師的父親，對他自然也有念醫科、當醫生的期待，「可是說真的，我把書念好，完全不是因為我多熱愛知識，而是我知道做一個好學生，大家不會來找我麻煩，老師、父母比較不會囉唆，其實是一種Leave me alone，不要理我的心態。」
他直言那個時期的自己，常有「不屬於」的感覺。儘管考上了建中，他有興趣的也非主流期待的理工和醫科，「我高中做生物實驗時就知道我不可能從醫，解剖青蛙都是同學幫我完成的，我是那種看到血就會昏倒的人。」物理化學，聽了就想睡，數學則爛到被老師約談，「說我期末要考到一百二十分才可能過關。」講到此，易智言忍不住笑起來，「所以我做選擇時真的沒考慮那麼多，就單純覺得，其他的做不來，而我又只喜歡這個東西啊！」
最終，他念了政大西洋語文學系，卻也因為一頭栽入電影，天天跑當時還在青島東路上的電影資料館，各種書籍、電影愈看愈深，畢業前起了出國讀電影的念頭。「跟家裡當然是花了很長的時間溝通，達成一堆條件才去成。」條件包括要申請上美國前三名的電影學院，且必須是公立的、家裡只資助第一年，之後得要自己想辦法。
「還好我最後申請上UCLA，一去就開始在學校的廚房打工。」他笑說那陣子天天清早起床，在中央廚房裡切食材、煎培根，做學生餐廳裡的早餐，「每天進教室時，身上味道都超重，聞起來像極了一顆洋蔥。」但這無形間，也讓易智言磨出更多獨立面對問題的韌性。
「其實我從青春期開始，就有非常邊緣和寂寞的感覺。」除了想念的科系、想選的職業，都非彼時的朋友和親人能理解，「我從內在性格到性向，也都不是主流，但那個年紀和那個時代，根本不可能像現在為自己爭取什麼權益。我甚至不知道怎麼去描述自己的狀況，或是該和誰說。在當時的環境裡，我就是個少數。」
面對不為少數人設計的世界，易智言只能壓抑自己，好繼續生存下去。與主流相悖的選擇，也讓他一路上只能不斷和同儕說再見。如大學讀外文，自然得和多數念理工的建中同學道別；外文系畢業後，同學跑去當編譯、考外交官，他只得再和大夥揮揮手，一個人負笈美國讀電影。
「我當時是有朋友的，並不是那種孤僻到不行的鐘樓怪人，但也因為從不屬於哪個團體，從沒有誰真正把我擁有過，所以就算難過，也不到受不了的程度。」這些道別，也成就了《廢棄之城》裡，那個總是和對方不斷說著再見的人類「小樹」和紅白塑膠袋「阿袋」：悵然難免，但畢竟所求不同，不得不各自分飛。
回看年少的自己，雖然邊緣、寂寞，卻也因此非常自由和自主，儘管他自嘲是個普通到不行的少年，但這段成長過程裡，仍隱隱含有百轉千迴的情緒。隨著近三十歲從美國返台入行，易智言被發現總能在畫面裡，拍出青少年溫暖而細緻的姿態，「也是廣告商跟我說我才發現，我好像真的特別會拍這個年紀。」對他來說，青少年本就是個戲劇性和衝突性都非常大的階段，「因為那是一個脫離原生家庭，開始發現自己的年代。」
於是這些年來，他不斷在作品裡探索青少年的處境和心情：《藍色大門》裡，嘗試在性向困惑裡找到自我的孟克柔和張士豪、《危險心靈》裡對抗教育體制的謝政傑，直至如今，在《廢棄之城》中，於不完美的世界裡繼續活下去的小樹。易智言沒明說，但那某部分就像他透過鏡頭，試著抱住當年壓抑、孤寂的自己，讓那些日子沒能說出口的自我，在電影裡，痛快地傾洩而出。
《藍色大門》距今二十年，易智言坦言，直到今天都還有人在看，這件事讓他非常欣慰，但同時，他也想往下個階段走去。「二十年了，我自己也有一些變化，我現在再也不可能拍出《藍色大門》裡那個純情的高中生，我現在拍出來的高中生，不會是那個狀態了。」
他笑說，當年在帶桂綸鎂和陳柏霖時，自己因為四十歲左右，是個適合當爸爸的年紀，和相差二十歲的兩人特別親，但到了《行動代號：孫中山》時，自己已經五十多歲，和十幾歲的魏漢鼎和詹懷雲開始出現「隔代教養」的現象，因此去年《廢棄之城》得到金馬獎最佳動畫長片時，易智言便曾說：「這應該是我最後一部寫青少年的電影了。」
那同樣的，不是有意識為之，畢竟寫下劇本是十多年前，緊接在《危險心靈》之後。但隨著完成、上映，易智言已步入花甲，「知道自己跟青少年有距離後，就不會勉強自己再去寫這個年紀了，所以某部分算是用這部片，跟青少年做個告別，也順著自己的年紀，繼續走其他創作的路子。」他正著手田調與創作的，是法律相關的劇集，裡頭的主角將是三十歲左右的律師，易智言想透過大量對話，去辯證出法律中的哲學面向。
「創作二十多年來，我一個原則一直沒有變，就是繼續寫。寫的時候我就專心做一個編劇，把我當下的感覺、想書寫的東西表現出來成為劇本，那這個劇本有什麼樣的命運、能不能拍、拍成什麼樣子，我暫時都不去想。」 順著風，易智言站在原地，感受風停下後的氣息。再睜開眼，屋簷邊下起了雨，他輕輕邁開腳步，徐緩地，讓身影沒入另一個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