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袁世珮 撰文／袁世珮 攝影／沈昱嘉 照片提供／陳玉慧、報系資料照
如果人生真有那麼一個啟蒙的瞬間，那作家陳玉慧就是在高中時讀到赫塞的「徬徨少年時」，所有年少時的傷口都有了名字：「我只是想走一條與眾不同的路，為什麼那麼艱難？」
陳玉慧之後的人生也一直在走一條與眾不同的路，台灣、紐約、巴黎、德國，表演、記者、作家，唯一不變的是，她永遠會回到書桌前寫作。寫作，就是她永恆的初戀。
寂寞女孩遇到赫塞
在「斜槓」這個名詞還未出現之前，陳玉慧就有很多斜槓了，但最初也是不變的身分一直是作家，大學時就開始往報紙副刊和「三三集刊」等處投稿，1992年的「徵婚啟事」成為代表作，多年來，眾多作品加上各種語言譯本，的確著作等身。
「我從小寫作，在我從事別的行業的時候，我還是繼續一直在寫。」陳玉慧說，寫作跟閱讀是一起的，而她的大量閱讀始於高中時。
那時，父母婚變，沒人關愛的女孩在學校也比較孤單，是一個「奇怪的小孩」，就是這時，陳玉慧接觸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塞（Hermann Karl Hesse）的「徬徨少年時」，「我整個人就完全被捕捉進去了，我覺得他寫的就是我。」從赫塞寫的第一行字，她就被緊緊地抓住了。
陳玉慧讀很多赫塞、很多卡夫卡、很多卡謬，因為大量閱讀，所以動念想自己寫，高中時就有文章在校刊上發表，也持續寫日記，「我大量閱讀、大量寫作，幾乎是不斷的。」
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留學巴黎，又到紐約外外百老匯工作、在媒體任職，再到德國，當聯合報的歐洲特派員，「我永遠沒有放棄過寫作，我服務媒體時衝鋒陷陣跑了很多國際獨家，但不管怎麼樣，我還是要回到我那一張書桌去寫我的書。」
害羞而勇敢地走進世界
「因為我的艱難是在於我一直想要打破自己，我一直想跨界、一直想打破籓籬。」陳玉慧說：「所以我就是一直想要走不同的路，可能就比較艱難一點。」
訪問當天，陳玉慧身體不適，輕聲細語，符合她有點害羞的個性，但同時，她的骨子裡也有一種冒險精神，她自己說：「我從小就比較喜歡跨出去。」
30多年前那本作品「徵婚啟事」就非常大膽。陳玉慧在當年的三大報刊登徵婚啟事，她一一與108名應徵者面談，然後將自己與其中42名男士的互動寫成書，「那個時代這種事情是比較少見的，有點驚世駭俗，也很前衛，就是覺得很好玩。」
「徵婚啟事」本身跨領域、跨風格，有點像報導文學，甚至像行為藝術、達達主義，這本書後來也改編成電影、電視和舞台劇。陳玉慧說：「我一直喜歡跨界，喜歡從事不一樣的東西，我喜歡融入各行各業做很多嘗試，實驗性高一點的我就比較有興趣。」
「我一方面非常的害羞，一方面又做那種驚世駭俗很大膽的事，我好像在這兩個極端裡面勇於嘗試。」例如她到巴黎的第一個月，在龐畢度文化中心看到一群唐氏症的演員在表演默劇，陳玉慧就被吸引了，就跟著他們到法國北部去學表演。
後來，一個人跟著西班牙Theatre Buffons劇團，在全西境內巡迴演出，再後來到了紐約，在外外百老匯演出，找畫廊借場地搞街頭巡迴。
甚至與德國丈夫認識16天就結婚，也很勇敢。
「大膽」的陳玉慧在紐約應徵中文媒體的記者工作，人家只問三個問題：「會拍照嗎？會廣東話嗎？會沖洗照片嗎？」只有一台傻瓜相機的她只勉強符合第一個要求，但太想要工作，另兩題都大膽應下。
第一天上班就到唐人街跑兇殺案的新聞，果然周遭都在說廣東話，聽不懂的陳玉慧聰明地去找說英文的白人警察，採訪到了新聞，只是沖照片就犯了難。她進到暗房，用裡面的電話打給攝影家朋友柯錫杰，柯不在，好心的助理就透過電話教學，幫陳玉慧沖出人生第一張新聞照片。
後來陳玉慧到了德國，毛遂自薦當聯合報的歐洲特派員，當時還被報社質疑「她不是藝術家嗎？當記者行嗎？」不服輸的她勇闖兩德統一不久、還有些亂的德東訪問「光頭族」，以一篇非外電翻譯的自採稿拿下這個工作。
寫作上的改變
「我們（還在初戀的島上）」是陳玉慧2021年的新作，寫四個年輕人返鄉創業，談到愛情、談到理想，也有氣候變遷的大環境。
寫作期間正逢疫情，陳玉慧待在家中寫一個初戀的故事，四個角色都可以在她身邊的朋友身上找到影子，甚至多少都有她自己的樣子，而寫到環境，則是拉大格局，「我知道這個大議題可能讓人覺得太乾，所以就用愛情來寫，你在關心愛情的時候，其實後面有一個很龐大的主題。」
有趣的是，也正因為疫情，陳玉慧的書寫方式改變了。「我以前寫作是特別喜歡做研究的人。」她寫烏龍茶就研究到變成茶專家，更曾為了寫瓷器，像公務員一樣連續數月、每天泡在故宮的圖書館查找資料，把中西瓷藝史讀透，筆記多的像「進京趕考」一樣。她的每一本小說，都是研究一年、筆記一年、寫作一年、修改一年。
陳玉慧習慣在咖啡館寫作，每天帶著筆電在東柏林的咖啡館到處移動，中午寫到晚上收工回家，這次因為疫情，逐漸地哪都不能去，所有研究也只能在網上。為了這本書，她還是研究了蜜蜂、環境變遷、永續材質、衝浪。
她以前還會緊守大綱，把每一章節的關鍵字、情節發展、人物關係等等都列出很多大綱，按照大綱、時間，細細規畫，寫作時就要不時去查看大綱，確認是不是寫偏了、該不該拉回來。
陳玉慧的另一個舊鐵則是自律，「只要啟動了，我就是一天1000字，這就是一個規律，有時候寫到999，不行，我一定要多加一個字。」這就變得很辛苦，有時100、300字就寫不下去了，她也不肯算了，還是設法補足千字，「偶而有個神來之筆，突然進入了狀況，寫得很順，這人物突然講出一句經典名言，就覺得，哇，今天真的好值得。」
寫作有寫作的難，陳玉慧說，現在有一些技巧、知道一些文句的造法、知道出版社歡迎什麼樣的書，「但是我覺得難的是你去寫，還寫的很開心。如果你寫的都不快樂了，那書應該沒有人想看，作家應該要先設法自娛吧。」
所以這一次，陳玉慧要「沒有章法的寫」，不再拘泥於大綱，而是跟著角色走，「他們去旅行，我就跟著他們去旅行，他們要學唱歌，我就讓他們學唱歌，這一次我不糾結了，我讓他們很自由地去發揮他們的愛情觀。」
「我覺得好像有點為了這樣子而繼續寫。」陳玉慧說：「我不知道別人是如何享受人生，但是我至少知道，寫書的我的是我比較喜歡的我，所以要繼續寫。」
滿世界跑獨家的特派員
聯合報曾有一個制度，全球獨家發給一萬元美金。陳玉慧說：「報社總共發過五次，我得過三次。」
陳玉慧不是新聞科班出身，但嚴守著「五個W」原則，規規矩矩做查證，絕不單方面有聞必錄，許多獨家正是因此得來，「就變成我的新聞跟別人不一樣，只是為了要走自己的路，為什麼那麼艱辛呢？」
那些年，陳玉慧的獨家包括獨家專訪到香港回歸前的港督彭定康，還有當年前副總統連戰秘密從紐約到基輔，各媒體滿世界找人，結果三大報頭版頭條，一家說他抵達慕尼黑、一家說是到巴黎，只有陳玉慧寫的基輔是正確答案。
「我處於新聞的黃金年代。」陳玉慧回想那時，常常連牙刷都沒帶，一通電話就上飛機，邊走邊想辦法，就這樣到戰地去。
書寫與梳理感情
新書寫情，陳玉慧說：「我每一本小說都是言情，但是我在言情裡其實是有提出一個大背景的東西，要言情又言之有物才是重點。」
在新作，陳玉慧覺得自己對愛情的看法有點變化，像是「參透」了，「法國人都已經告訴我們，愛情只有三年，其他都不是愛情，不管你們在一起多久，我就是覺得沒有那麼永恆的愛情。」
自認是執著的人，所以從小就會為感情所苦，她不認為感情可以靠「經營」得來，「經營的情感都太算計了，情感跟種樹一樣，是你要灌溉，讓它自然生長，不然愛情當然會枯萎，我自己就曾任憑我的愛情枯萎。」她已在4、5年前離婚。
另一個對「情」看法的改變，是與父親的結。陳玉慧承認，自己缺乏父愛，所以在十幾歲讀赫塞時、20幾歲在巴黎讀卡夫卡的「致父親的信」，她都震憾、崩潰，「為什麼父親這麼地不理解我們？」
那些事都是小事累積起的，讓陳玉慧介意的是「爸爸為什麼一直說謊？」直到後來才理解，父親只是相信了自己的謊言，「在我十歲前，他是無比偉大的巨人，我多麼的愛他，可是父親外遇不斷、謊言不斷。」
有一次，父親說在中和大戲院辦了一場盛大活動，還請大明星白光登台，陳玉慧帶了同學去，發現根本進不去，因為不是父親辦的；還一次，她把熱飯從電鍋裡拿出來，太燙，打翻了，父親發怒罰她到外面跪，那時她10歲，「我是一個敏感的小孩，這事情造成我的人生也就崩潰了。」
在寫「海神家族」時，陳玉慧做了無數的心理分析，在某次進行佛洛伊德的「空椅技術」時，她竟然真的對代表家人的高高低低椅子侃侃而談。陳玉慧開始隱隱約約知道，父親一個年輕人從北京到台灣，也沒有人愛他，「我應該要體諒他。」
「一路以來我都有這樣的父親問題，一直都是我的寫作題目之一，到這一本我突然放下了。」陳玉慧讓書中人物與父親和解，事情上，也是她對父親的諒解，「寫作救了我，還好我有一枝筆，很多事情是這樣走過來的。」
世間就缺一本我的書
「有時候就覺得，如果不寫那又怎樣？這世界不缺一本我的書吧？」陳玉慧也曾經這麼想過，「可是後來，我就覺得，對，就缺一本我的書。」
曾經仰望杜斯妥也夫斯基、紅樓夢、海明威，知道什麼叫「好的文學」，所以不敢隨便寫，但是現在，陳玉慧說：「我現在可以任意地寫，那也是一種自由。寫作是自己跟自己共存、自己挑戰自己，也是自己娛樂自己的方式，寫作已變成我的生存之道。」
「從赫塞那句話，我到現在都可以告訴自己，就是這樣，我仍然在寫，因為我仍然在走那一條跟人家不一樣的路。」陳玉慧想到當年那個看赫塞的小女孩，「我希望我也寫出這樣的書，讓其他的小女孩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