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錢欽青、袁世珮 撰文／袁世珮 攝影／沈昱嘉
「華太平家傳」、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譯本、「巫言」和侯孝賢多部電影改編劇本、「擊壤歌」、「唐諾看NBA」及「刺客聶隱娘」改編劇本...... 這麼多精彩巨作，都出自一個家族。
朱西甯、劉慕沙，與女兒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女婿唐諾（謝材俊）及第三代謝海盟的筆耕不輟，一室書養出一家文學人，成為華語文壇也罕見的「文學朱家」。
文學家紀錄片「他們在島嶼寫作三」系列，以兩集篇幅介紹這個家族，上集「願未央」聚焦朱西甯和劉慕沙，下集「我記得」是朱天文和朱天心姊妹。這也是這個被文壇視為低調、甚至「孤傲」的文學朱家難得對外公開。
以朱家的文壇成績與影響力，早在「島一、二」就獲邀請，朱家直到「島三」才點頭。擔任「願未央」導演的朱天文說，是因為2017年母親過世後，家人開始思考：「如果再不把我們看過的那個時代說出來，更不會有人知道了。」
兩部紀錄片，說的不只是兩代朱家人，更是朱家兩代所處的時代。但三年半的拍攝過程艱辛，尤其父母親兩位傳主都不在，不得已之下去翻出父親的1949年來台日記及信件，三個女兒花幾天讀信讀日記。朱天文說：「在我們的聲音裡，他們再次復活。」
朱天文有理想：「要重拾『呼群保義』的勁兒。」就像當年一群年輕人辦三三集刊，四處跑各校社團去喚起「士」。她說：「我就是重拾這個勁兒吧，用兩個影片來呼群一下，保對的事。」
為了這個理想，慣於在文壇「遁世」的姊妹倆願意為片宣傳，朱天心形容：「蛋糕做完了，放個櫻桃是個相對輕鬆的事。」
朱天心在紀錄片裡形容，一家人像是「幾個孤狼強碰在一個屋簷下」，父母敷衍地做父母、兒女們也就敷衍著做兒女。
「所謂的敷衍，就是基本的生活、教養管一管，其他就放牛吃草。從小就覺得他們心都遠遠的，在想一些別的事情。」朱天文解釋，「所以天心講的沒錯，就是父不父子不子吧。」
「我記得」的導演林俊穎也是朱家多年老友，面對採訪來的龐雜材料，一時不知如何串起珠玉。朱天心想到米蘭昆德拉曾形容卡夫卡的小說是「拆他現實的房子，用這些磚石去蓋他小說裡的房子」。
「我們家好像有一點這種感覺。大家都不是很專心在現實的生活上。」朱天心說：「而是用生活裡的素材，蓋另外一個黃金國度，也就是每個人心中的那個小說的國度。」
這個家，還是有煙火氣的。朱天文回憶，每到元旦前一晚，大家吃吃喝喝玩接龍，一到午夜12點，父親就會笑咪咪地上樓「開筆」。朱西甯就這樣寫出「鐵漿」、「八二三注」和「華太平家傳」等作品。
朱天文記得，父親總是寫稿到很晚，睡前像狼一樣巡一次全家，檢查燭火媒氣、加熱水。朱天心應和：「他只有這時候像一家之主，其他時候都不像。」
在女兒眼中，父親很愛乾淨、很細緻，她們家事課的作品交不出來，永遠是老爸代勞，但這樣的父親也從不要求母親在家務上做到如何有條不紊，因為他覺得劉慕沙的時間也很重要。他曾經說過，只有妻子有本事在他構思要寫作時，讓全家鴉雀無聲，「這是她的成全。」
劉慕沙本身也是日文翻譯大家。在那個年代，她是新竹女中高材生，而日文念到小學四年級因台灣光復中斷，靠著日本人留下的世界文學名著，從苗栗銅鑼通學到新竹，來回3個小時，她或在車門口唱歌、或在昏暗的燈下一本本讀出日文程度來。後來最難的日文，從川端康成到大江健三郎的書，都找上她譯。
朱天文回憶母親：「她像太陽，她覺得我父親才是在創作的人。」以前父母像小學生那樣並排坐著，母親翻譯，父親就像活字典在旁，她有人商討、幫忙條理，就更有信心。
「父親去世後，她就覺得這個支持她敢於一本一本譯書的這個東西不在了。」朱天文說，就像父親之於妹妹天心，像拉住風箏的力量，對母親也是，「從父親去世以後，她好像整個人這樣散掉了。」
但在朱天心看來，母親很愛玩，後來都在打網球、參加合唱團，父親過世後，母親的狀態比較像是「大人不在家，可以放暑假去玩了，不是很悲慘的。」
朱西甯退伍之前是陸軍上校，俸祿有限，但家裡始終人來人往，當年同船來台的患難兄弟、袍澤、文友、學生，一波波來，如管管、瘂弦、洛夫、楊澤這些人都常往朱家跑。
劉慕沙慷慨接待，即使月底沒米了，要用煤代金、油代金去換，也不曾有憂色。朱天心說，那時媽媽會做三鍋飯，同樣的米，只是一鍋是「人飯」，兩鍋是給流浪狗準備的「狗飯」，只要有人上門，她總是那句話：「吃了沒？還有狗飯喔。」
朋友來來去去，朱天文小時候最喜歡搬張小板凳坐在爸爸腳邊聽大人說話。而天心和天衣都在外頭玩，拿著竹竿跑進跑出，眷村紗門碰碰作響。
「我對大人很挑剔。」朱天心就是討厭一些大人的滿口胡言、醉言醉語，把「文人無形」看在眼裡，「小時候人微言輕，只能以你們來前腳進門我後腳出門的方式抵制，後來會直接跟父親說，你不覺得這個人就是來蹭口飯吃？那個人是為思慕天文而來？」
朱天心說：「只要家裡一天有人，我自認當個諫官的工作就沒有休止過，爸媽浪費太多時間在這些人身上。」可是朱西甯想到自己當流亡學生時多希望遇到老師點撥，所以推己及人，從不拒絕上門學生。
連愛聽大人聊天的朱天文也記得，常常是父親寫了通宵，一大早就有學生敲門，他請他們進門，倒茶、聊天，「爸爸坐那，整個人是透明的，像燒陶燒到最後已經發青的那種火光。」
「我們有點是對父母親這種作法的反逆吧。」朱天文和朱天心後來自遠於台北文藝圈，一方面是這圈子太小太密，一方面是不想社交占用了寫作時間，「作為一個活在台北的人，我們非常孤僻不近人情。」
「我們常常講，把爸媽的祖產用光了。」朱天心說，這「祖產」指的是「他們對人的寬容、溫厚，有很多人很感念他們，因而庇蔭到我們身上，必須忍耐我們幾個人的孤僻，可是忍受一次兩次，祖產花完了」。
不只父輩的叔伯，後來的三三集刊也號召很多學生到朱家，如今在家裡來來去去的是貓貓狗狗。朱家還是友善接納來客。
朱天心記得，到三三集刊結束時，她替父母跑銀行，才發現他們的存款第一次超過萬元，「爸媽就是這樣子過，養大三個女兒，創作又從沒鬆過手，他們到最後一刻都是這樣，所以妳也敢這樣過。」
成長在這樣的家庭，朱天文和朱天心都走上文學路，但這路子又有點不同。朱天文說：「先不說作品，起碼生活型態上也不一樣，一個就是宅在家，一個就是街遛子。」被父親稱為「街遛子」的朱天心抗議：「漫遊者比較好聽。」
朱天心認為，父母親的影響在於「讓我們不設限不設防的閱讀，整個書房對我們完全開放，任我們探險摸索」。雖然是同一個書架，朱天文看「紅樓夢」時，妹妹喜歡「西遊」、「三國」；朱天心看納博可夫「羅莉塔」時，姊姊在看「戰爭與和平」。不同的閱讀也構成不同的寫作。
兩人都是高中就開始寫作，大學時出版小說集，在三三集刊之前就是暢銷書作家。朱天心直言：「我們辦三三是為了護航胡蘭成，因為他的書被禁。」她的「擊壤歌」就連載在前四期。
朱天文的小說和散文作品包括「小畢的故事」、「喬太守新記」、「世紀末的華麗」等，更與侯孝賢合作了眾多電影劇本，其中「好男好女」獲第32屆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與鍾阿城、謝海盟合作的「刺客聶隱娘」入圍第52屆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
朱天心認為，姊姊花太多時間在電影劇本上太可惜了。
朱天文卻說：「寫劇本時其實只動到腦皮層，只有寫小說、使用文字的時候，才是動員整個人。」
朱天文認為，在本業小說上已經是堂奧之堂奧裡的人，「電影對我最大的意義，就是鑑賞力」。她舉例，要專心致志寫多久，才能獲得文學的鑑賞力，在電影上也是追求這一點，尤其合作的是侯孝賢導演，可以跟著「一進二進三進地進到殿堂，去開拓邊際。」
朱天心小時內向、敏感，父親曾說她「就是心眼多，被心眼壓得長不高」。朱天文形容妹妹像「全身布滿了纖毛」，早別人之前感知，「她說她是希臘卡珊德拉，沒人信她的預言，她就看著災難一直發生。她寫『古都』、『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時，她就是很受苦。」
「我一路是靠著我不想變成這樣的人、不想做那樣的事，各種負面的力量，像是一個河堤，把我豐沛的水一路導過去。」朱天心說：「我覺得這是很荒涼的，等於是靠著負面的力量在前行。」難得碰到她認同的「志士仁人」，也常常到一個階段後，「同志，我們就此分手吧」。
朱天心說，自己是有東西才寫，沒東西就很誠實地不寫，面臨人生各種的困惑時，也專心面對困惑，絕對不強作解人，不回頭去寫一些讀者很期待或是曾經銷路很好的東西。
不回應讀者、出版社、評論、文學獎，很多人指朱家「傲慢」。朱天心說：「我不覺得是傲慢。我自己喜歡的作家是這個樣子，坐下來把這些一股腦關在門外。我在幹這一行活的時候，也會以我喜歡的作家當成學習的對象。」
朱天心也謹守分際，絕不讓創作和社會運動等「業外」的事模糊了界限。她會去參加資源少、聲量小但主張獲她認同的社會運動，但絕不拿創作當成宣傳工具，「我這輩子再急切的主張，我都不願意讓我的文學去服務它，我用公民的身份去參與這些讓我急死的事情，還我文學一個空間。」
朱天心承認，到某個階段後，文學作品就看得少了，「只要看第一段，就知道之後，就有一股便當味。」像被蒸過的便當，一打開聞到水氣，就知道今日菜色，就不想吃了。
朱天文呼應，所以到了某個年齡後，「創作的人喜歡看素材。」或者如波赫士說的，比閱讀更好的一件事情是重讀，「這次拍紀錄片，也在重讀父親的東西。」
朱天文以前很崇拜父親，讀中山女中時，放學回家書包一扔就衝二樓，翻找父親前一夜寫的「八二三注」新篇，像追劇一樣，總覺得更新太慢太少，但辦三三集刊後，就不大看父親的文章了，「那時覺得重要的是做天下事，小說不過是工匠技藝。我看輕了小說這一門行當。」
朱天文到寫完「巫言」後，大概50歲時，才發現不該是這樣，「小說變成一個鑰匙，你還可以對這世界再看再想。」回溯曾經對小說的偏離，她說：「大概是胡蘭成讓我們分心走開的。」
「這次拍紀錄片也是還我父親一個公道。」朱天文說：「到了現在，我覺得他作為一個小說家，是比我們都更有自覺跟意識，對小說的開發跟語言的拓展，我們兩個大大不及。我覺得紀錄片是我對父親的懺悔錄。」
大多數人知道胡蘭成，是因為張愛玲，也因為張愛玲，大多數人不喜歡胡蘭成。朱家那時給了胡蘭成庇護，朱天心說：「被拖累慘了。」
最初是因朱西甯要寫張愛玲傳，認識了在文化大學教書的胡蘭成，當胡因「漢奸」罪名在幾天內要被驅離文化時，朱家租下隔壁空房，接「落難」的胡蘭成接過來，繼續寫作、並在周末開課。
一開始這些課很搶手，到後來「漢奸」說愈演愈烈，胡的書被禁，很多曾聞風而來的人背棄而去，還有人直接跟朱西甯說「你要是再跟他在一起，我們就絕交」，也有出版社揚言不再合作，等於是威脅到彼時已經退役專職寫作的朱西甯經濟來源。
在天文和天心看來，當初父親已在思考「華太平家傳」，想的是自己和先輩受基督教入中土後的滋養，因此在中國貧弱時，仁人志士要如何在以西學為體之下找到「中體」，為中國的近代化盡一點力量，就在此時，他看到胡蘭成的「華學、科學與哲學」。
朱天心說：「在胡蘭成的談中國文明這上頭，我覺得他有找到答案。」朱天文說：「所以父親對胡蘭成是執弟子之禮的。」後來還跟著學習了易經，在易經上找到「中體」。
父親的遺作「華太平家傳」50萬字未盡，中華民族的太平盛世未到，文學朱家走了兩老，曾經人聲鼎盛的餐桌如今鋪滿老貓的護墊。
朱天文不是在家、就在家附近的丹堤咖啡，或在其間的路上；朱天心和先生唐諾也是每天到忠孝東路的咖啡店寫作。都不在家裡寫，是因為不想動父母的書桌。
「我覺得很幸運，我們幾個想法都滿接近的。」朱天心舉自己和唐諾為例，「我們到現在還可以把生活過得很學生，跟大學沒有差很多，這樣，自由就出來了。」
她每天走17、8公里，以「直立人猿」的高度與周遭世界互動，會知道每個街角有什麼、那棵桑椹熟了，還成為朱家對外的聯絡窗口，要每天跟還用傳統手機的姊姊回報今日來電，唐諾也不用3C設備，所有出版社、邀約都到她這來，由她編理由婉拒。於是有了這樣的傳說：「朱家好窮，共用一支手機。」
朱天文穿著長袖的圍裙，在小叮噹百寶袋似的口袋裡裝著各種藥，每天穿街走巷照顧流浪貓。家裡更像「野戰醫院」，病貓、病狗，拼拼補補的護墊，生生把一位小說家、劇作家變成拼布專家，但她甘之如飴。為了紀錄片，家裡意思意思粉刷了一下，至少可堪入鏡。
接下來，兩人要回到大隱於市的生活，朱天文有一直要寫的長篇，想寫出「我們在場的、我們記憶的父輩的台灣」，還要著手侯孝賢新片「舒蘭河上」的劇本，那是基於朱家第三代謝海盟的書，講一個亞斯伯格孩子跟河神的友誼。
朱天心也迫不急待：「上片完，我們就趕緊解甲歸田，要做自己的事情了。」
文學朱家，根還是在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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