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錢欽青 整理／陳昭妤 口述／金士傑
攝影／沈昱嘉 照片提供／金士傑、蘭陵劇坊、聯合報資料照
現在的工作，不管是演員、舞台劇導演、編劇，對我來說，我都是、也不見得都是。我是為某種沒有形狀、沒有身分或特別記號的一個興趣而做事，我只會我正在做的那個事，而它正好被稱為演員，或者是編劇。
換一個情況、換一個時空、換一種文法，也許就變成我是在修皮鞋的、說不定是在賣牛肉麵的，還是大樓管理員，只要我覺得那可以發揮我童年做的所有美夢，然後看見那些美夢經由我的手展現，同時我在其中感覺到自己逐漸長大，一次比一次進步，那你要稱之為「Dream Maker」或者是「東港鎮的魔術師」，都可以。
那是1950年屏東東港的眷村，我在裡面待了二十年，讀完屏東農專、當完兵我就到台南牧場工作，一年半之後到台北來，從此就落腳台北了。小時候的東港沒有電視機、非常美好，爸爸媽媽都在，都是盛年。我們住的眷村不像電視演的那樣每家都是挨著，那是個日本形式的建築，牆壁很厚，有些家戶門口還有院子，草鋪得非常漂亮。
我很喜歡我們家有院子，那代表可以養雞鴨鵝或小兔子，可以在裡面跳繩、打紙牌或爬樹，很多快樂的活動。但對我來說最美的還是一些年長的叔叔伯伯、老士官在大榕樹底下說故事的時刻，《七俠五義》《包公》《封神榜》 ，經過他們的嘴巴說出來都變得好聽，大榕樹的樹根就是我們小孩子的板凳，坐在上面，把屁股擱得歪歪倒倒的，圍繞著聽，那比現在人看電視還過癮。聽故事是我當時最快樂的事。
那時東港有兩個小小破爛的戲院，叫大舞台、小舞台，是我們小朋友給它取的外號，台語片、國語片、洋片、日本片都有。對我們家來講，看電影是個大事，每次去戲院前，全家人都非常緊張：「趕快先去小便、沒有小便不要去喔！不要看一半你才說什麼要去小便。」每次赴約，我就坐在我爸爸腳踏車前的架子上，很激動很滿足。
但因為當時大家生活過得比較規矩節儉，爸爸不常讓我們看電影，大概一個月只能去個兩次，剛好眷村裡很多軍眷，所以每個禮拜天上午都會有「招待場」，那些叔叔伯伯們可以免費進去看電影，我們小朋友也想看免費電影啊，就站在戲院門口，一看那叔叔伯伯過來，我頭就靠過去，好像跟他有關係，身體碰一下他，好像他牽著我，就自己這樣表演了一下，讓那門口撕票員覺得「喔！是他帶我進來的。」這些都成為我很有趣也很美的童年記憶。
初中畢業時我本來考上高中了，但同時間我又報名專科，想讀五專，因為我知道讀高中要面對一個可怕的事情，就是聯考，我心裡對聯考討厭至極。當時我跟哥哥住同一個書房，他大我兩年，我還在初中時，他正在面對高中的學業壓力，我就看他天天在那K書，眼睛因為睡不飽都是血絲，有時候坐書桌前打嗑睡，就這樣撲通一下睡著了，那因為我們家是日本房，只要媽媽從遠方走來，就能聽到一點聲音，已經熟睡的哥哥，只要聽到媽媽起來，幾乎是跟媽媽開門的同一時間，他就張開眼睛拿起書看，我在對面看著：哇！這功夫很難練啊！
當時我就想，我將來不要這樣子，弄成這樣幹嘛啊？活得太慘了。其實我個性不是這麼謀反的，我喜歡隨和一點，躲在群眾裡頭，但我就是毅然地做了要去讀專科的決定，屏東農專在當時不管聲譽還是品質都還不錯，考上後家長們也覺得念這裡挺好，就讀了。
但其實我沒有把課業太放在心上，因為我志不在此，所以大多是敷衍過關，其他時間都花在我最喜歡的課餘活動：去逛書店、看電影或打籃球，農專要念五年，那是年輕人最青春的時候，但我一個女朋友都沒交過，當時就醉心於讀那些課外書，文藝青年大夢就開始了。
因為我媽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所以我從小就會跟著她上教堂，接觸很多聖經故事，那些故事都很奇妙，有個人在魚的肚子裡、有個人從肋骨裡長出來了，還有一個人被釘在十字架上、有個人死了又活了，這些故事相當刺激我的腦袋瓜，等我稍微再大一點，很多問號就開始冒出來：什麼叫生、什麼叫死？什麼叫天堂、什麼叫地獄？什麼叫作永遠？這些強烈地讓我心裡不安又揮之不去。
我那是一個沒有電視的時代，沒有這麼多餘興節目，因此有許多留白的時間，我就常待在院子裡發呆，望著滿天星斗想提出一些天問，而提出天問的那個少年的我好像一直沒有改變過，到我在農專讀書時，就會去看別人不見得愛讀的一些課外書，像是哲學、神學、心理學、人類學那些玩意。沒有老師跟我提問，我就自己提問，再自己找答案。
現在想想這是不錯的一件事，因為讀書是自己要的，而且自己規劃、出考題給自己，跟我後來的創作其實是疊在一起的，我創作的開始也是來自於某種思考上的不安。可能也是好運，如果我在高中聯考的學校裡過日子，我一秒鐘都讀不到這些書，所以即便我沒有進科班的學校讀書，我也不嫉妒人家，因為我想，搞不好我的讀書系統還比你們學校更寬闊，因為我不會為了學分服務，我是為我的問號服務。
這種對知識很飢渴的狀態一直維持到我當完兵，後來我去台南的牧場養豬，再後來到台北做些苦力零工。成立「蘭陵劇坊」前，我以各形各狀的行業來從事我的文藝青年大夢，像是搬沙發、扛地毯，守倉庫、趕豬、餵飼料，這些零工在當時都算是我的副業，幫我賺了錢，在我回到家休息、洗完澡後，拿出來讀的書才是我的主職。
「蘭陵劇坊」成立時我還不到三十歲，這個起步其實算晚了，因為我不是讀戲劇出身，所以我早前好些年是在基督教藝術團幫忙，當時劇本是張曉風編寫，團隊是她先生林治平教授組織，1974年的台北，大概只有他們的作品是被大家期待的，那種不斷推陳出新的狀態和追求藝術突破，讓很多人才都擠到他們那邊去，我也在那學到一些東西，1980年我就正式成立了「蘭陵劇坊」，開始做跟創作有關的活動。
我那時是蘭陵的召集人，每一齣戲由我來策畫、導演跟編劇，是統籌，也是打雜，還是皮條客！我路上只要看到不錯的人，就會上前問：「要不要來我們蘭陵啊？」看完人家演出就跑去後台跟人哈拉，誇獎對方一番，他就覺得欸這個陌生人言之鑿鑿，好像我那麼一點小小手藝被他全看到了，有種被賞識的感覺，有時候我們就留個電話。
其實我個性不是會主動打電話給別人的，但蘭陵成立時，我不客氣把他們的電話全打了。那些人確實不是普通容易的人，倔得不得了，非常賞識你但不見得覺得我要跟你來做這工作，因為非常現實的是：「你有錢嗎？」
說真的，當時我自己都吃不飽，我在那扛東西做苦工，賺的錢都是很輕的，風一吹就跑了，我連養自己都很小心，但是我心中一點都不猶豫，我就是覺得搞戲劇不需要錢。不說別的，現在此刻這一秒鐘，我在你面前，我要開始演了，我演完之後會說：「你願意付費就付費，剛才我那十分鐘就是在演出。」這個舞台可以在馬路上、可以在火車站，也可以在家裡客廳，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去賺錢，完全不覺得丟臉，且我會讓你覺得你錢丟得多值得，而那就是我喜歡的。
蘭陵第一個演出叫《荷珠新配》，當時媒體、藝人都對我們非常支持，可能台北的舞台上，突然來一票生力軍，有種久旱逢甘霖的感覺。《荷珠新配》是個老京劇段子，一個很短的玩笑戲，我看完心中滿有感的，就把老劇拿來對照，看哪些我要留、哪些我要換成別的，編織出另一個比較現代化的結構。
寫到第四場最玩笑跟滑稽的戲時，朋友就建議我請幾個演員先來念念劇本，當時來了幾個世新的陌生面孔，一個叫李國修、一個叫李天柱，兩個人上去讀，一讀我們全部人就翻倒了、笑歪了！他倆在台上耍寶，一點也沒客氣，咕唧來咕唧去，李國修那個身體翻來倒去的，簡直不像人，像個節肢動物，太好玩了！
看完那場戲大家樂不可支、信心大增，回家沒幾天就把劇本完成了，開始正式排。劇本裡用了一些很好笑的現代化處理，老戲包裝，音樂全都古典，但中間穿插一些流行歌曲像《榕樹下》，一個嗩吶在那邊吹。反正古跟新揉合在一起，亂七八糟的一個景觀，荒唐有趣地出現在大家面前。
重要的是演員的表演都流暢自然，因為我們上了一年半吳靜吉指導的表演課，大家都對肢體表現、站在人前表演的理解不一樣了，我們特別不肉麻、特別不話劇腔，就好像生活裡面講話，不像在演戲了。在南海路藝術館，我看見前面幾排觀眾笑到沒有一個坐在椅子上，多少年來沒有這樣過，他們都瘋了。
《荷珠新配》成功後，大夥其實期待蘭陵可以繼續走那種「舊戲新解」的路線，讓古老的文化在我們手上不但沒有斷，還能有新的面貌。我有一部分這樣的文化責任，但沒有完全，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我不喜歡被人家扣帽子，一旦被扣帽子就要做民族英雄，我不喜歡當民族英雄，我喜歡當一個不要按時間打卡上班的人，我不喜歡被體制約束，我想自由發揮，不要去規定我的問題要朝哪個方向想。
可能也是不夠合群的這種個性，造就蘭陵好幾個戲的風格常跳來跳去，你以為接下來要搞這個戲了，結果搞了西方的默劇，還是歌舞劇，或是後現代的符號劇。原因就是我不想變成某種東西的代言人，不想成為那種專家，我喜歡到書店裡頭晃，找我要讀的書，為我的興趣服務。
1991年，成立十年時蘭陵解散了，大家解甲歸田，蘭陵的子弟兵也開枝散葉 ，李國修出去組織了「屏風表演班」、劉若瑀的「優人神鼓」，接著趙自強的「如果兒童劇團」、李永豐的「紙風車劇團」，還有果陀、表演工作坊、綠光劇團、金枝演社、台南人劇團等等，這個開枝散葉也讓我心情打得滿開的，就是我沒有這個門戶之見，因為每一個家幾乎都跟我們沾親帶故，我也不分誰是直系旁系，反正有需要我們就幫忙，彼此也互相流動。
我覺得這是健康的，他們出去了，這棵樹反而變得更壯大，對於台灣戲劇的提供也會更豐富，更開闊，因為他們每個人是不同的。不同的人生態度、價值觀和生命感受都會造就出不同的作品、指導出不同的子弟兵，就藝術來講，不同是好的，同，你要小心了，那可能會故步自封、停止進步，還有太多的自我主義會發生。
1983年蘭陵曾推出一齣戲叫《演員實驗教室》，在蘭陵四十這一年，我們重新演出了這齣戲，這戲有相當濃厚的蘭陵風味：集體創作、集思廣益且發自生活，把生活的原樣搬上台，也回頭向生活鞠躬。當年台上十多個演員，如今每個演員年紀都很大了，故事自然也跟當年不同，可能是回顧一個失戀的故事、一個家變的故事，當事人的生命態度將會改變故事的敘述方法。
整齣戲的第一句台詞就是我，我演的是開場白：「我七十歲，家裡有老有小，老的106歲，小的小學五年級。我這工作沒有退休金、沒有終身俸，為了養活家裡老小，我這些年時不時就飛到對岸去拍一些片子賺點錢，也就時不時會進出機場，因為捨不得離開家呀，每回在機場碰到家長帶一個孩子跟我擦身而過，聽到孩子叫一聲爸爸，我的眼睛就緊緊盯著那孩子，那視線就分不開，心如刀割。」
我講的是我的台詞，也是我生命的真實，到這個歲數的我的某一個狀態。當這故事敘述往下走的時候，會引導出另外一個生活故事出來，我沒有虛構一個字，台上每一個人都是這樣，但每個人的故事方向和敘述方式都不同，也讓這齣戲變得有趣。
老實說，我本來大半輩子是不在乎銀子這件事的，但自從年老成婚、生子，一輩子不跟金錢打交道的我也開始屈就，怕自己有生之年的時間不那麼長，我這做父親的得給他們一點溫飽，提供我能提供的。因此在接片上就打寬了一些限制，沒那麼寬但稍微寬了，所以公公也演、婆婆也演、爸爸也演、媽媽也演。
但我有個對自己不利的限制，就是每次劇本拿給我看，一旦拍攝天數超過十幾天，我就知道這個接不得了。我老了、心軟了，離不開我孩子太久，我想他們，所以我變成江湖上一個很奇怪的串戲大王，常有人問「你怎麼每個戲都是去客串？你就不能好好正經演個什麼嗎？」天知道我就是做不到，要跟孩子分開這麼久，太可怕了。
我想，賺多賺少都是賺，我不想賺那麼多，賺一點也夠活、夠用了。以前我不碰手機跟平板，後來我開始晚節不保，遠行時就學著用手機跟孩子們視訊，「你看爸爸在刷牙，看到我沒有啊？」前陣子有些問題住院了幾天，也被我家孩子逼著要學打字，問我幹嘛幹嘛，結果光要回個：「我還好，該睡了吧。」就花了我十多分鐘。
其實我人生沒什麼計畫，有的話就是「繼續活著」吧。日進斗金是好事，當然也不見得很好，有的人賺太快，不見得消化得了，他會不認識錢，不懂什麼叫價值，對我來說，你這一輩子為了什麼走，才是更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