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錢欽青、袁世珮 撰文／袁世珮 攝影／沈昱嘉

1980年代中期，一群學生味濃厚的年輕作家接續校園民歌的餘熱，如明星般一舉成名，也引發文壇對於雅俗的爭論。40年過去，當年迷倒少男少女的才子郭強生，依舊一個字一個字書寫著，小說、散文、戲劇，拿到了獎項認證，而每一個文字，都來自人生。

「我一直活得就是一個寫作的人。寫作，是為了找回自己、成為自己、成全自己。」郭強生說：「寫作跟我的生命、我的環境，息息相關，我不想為了任何其他原因創作，而這條路上，是有很多寂寞的時候。」郭強生的人生，並不雲淡風輕。

早熟的孩子

58歲的郭強生自高中開始寫作，已拿過各種文學獎，「非關男女」是時報文學獎戲劇首獎、「惑鄉之人」拿金鼎獎、「罪人」獲九歌年度小說獎、「尋琴者」獲聯合報文學大獎與台灣文學金典獎、「何不認真來悲傷」獲金鼎獎和台灣文學金典獎等。

源頭可能是超齡的閱讀。郭強生說：「我比較早熟。」當同齡小朋友還捧著兒童版「亞森羅蘋」、「七俠五義」時，他在看司馬中原、看「藍與黑」；小學三年級就著迷於寫日本大學生學運和男女關係的翻譯小說「那個傢伙與我」、看字多圖少的「賣牛記」。

長大後才發現，「那個傢伙與我」在日本多次改編成電影，是每一世代年輕人愛看的長銷小說，「賣牛記」作者是琦君。「我三年級就能比較出來，這種文學的東西會吸引我。」郭強生說：「那種專門改寫給青少年看的書，我很早就過了那個階段。」

或許，閱讀是早熟的孤獨孩子最好的陪伴。郭強生回憶，小時候一直是一個人，身體不好，不能去瘋去野，獨處時就閱讀，「只有藉由文字，才能夠清晰、誠實地爬梳自己。如果不閱讀，就很難為自己真正的情緒或煩惱找出準確的定位。」

郭強生借美國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的說法：「莎士比亞發明了人性。」是發明，不是發現，因為在莎士比亞之前，無人能賦予人性的種種面貌正確的文字，而莎翁僅僅是一個「憤怒」，就能區分出嫉妒的、背叛的、爭權的、愛情的憤怒，讓人的七情六欲有了名字。

「對於我的整個閱讀跟寫作來說，這也是很好的形容。」郭強生說：「很多事情如何存在生命當中？唯有寫作，才能把這些東西安放好。」

年少成名

「我的寫作路不是一帆風順的。」雖然外人看來，郭強生是年少成名。

寫作的契機始於偶然，當年聯合報副刊做了一個空前絕後的大膽企畫「新人月」，整個月只登新人作品。師大附中高一生郭強生看到第一篇是位高中女生寫的校園生活，他想：「這我也可以寫。」就寫了、寄了、被刊登了，高中開始陸續在聯合報副刊發表文章。

「那是很不得了的。」郭強生說，那時只有三家報紙，報紙也就三張，登一篇小說就占了那一天全版副刊，「對於一個高一學生，實在是天上掉下來的，用現在年輕人的說法，就是一夜之間變網紅。」

郭強生開始對文學有更多的想法，接觸到張愛玲、外國文學等，嚮往起書中讀到的台大外文系曾經的「現代文學」盛世，那是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李歐梵這群大學生辦的雜誌，年輕的他心生羨慕，1982年便以第一志願考進台大外文系。

「一腳踏進去後才發現，那個時代並沒有延續。」郭強生發現，「現代文學」斯人已遠，課堂裡教理論、教文學批評，沒有人教寫作。他應付著課業，停筆了，直到大四，想著留些紀念，便找了一家小型出版社將舊作集結成短篇小說集「作伴」。沒想到，賣得還不錯。

雅俗之爭

「25歲之前，我就莫名其妙地做了兩三年所謂的暢銷作家。」郭強生形容：「在我們的年代，新人是要受到打壓及踐踏的。」

突然冒出一票暢銷新作家，也許是威脅到文壇既有霸權結構，郭強生記得那時報紙上都在打筆仗，一篇一篇都在罵：「22、23歲年輕人寫的作品，有什麼內涵、有什麼價值？靠出版社大力促銷，就能橫掃排行榜？」那時視行銷是「汙辱」了文學，而這批年輕作家就是犯了大忌。

郭強生現在回頭看，借張愛玲說的「成名要趁早」，不在於成名，而是自始就知道「暢銷不過就這麼回事」，如他自己、張曼娟、侯文詠、吳淡如，在同一家出版社出書，「不是大力行銷就一定可以成功，我們很幸運、也是不幸，接收了前面校園民歌的氛圍。」

只是他沒想到有那麼多人對於出書、賣書這麼敏感，文壇也不是永遠像「現代文學」那樣的清流，其中有各種世代、各種場域在角力，尤其他畢業後進到報紙副刊工作，第一線見到作家本色，「很破滅。」

當時承受著爆紅與隨之而來的批評，郭強生眼前是繼續寫或不寫的兩條選擇，他想：「如果寫作是為了擺平或者討好這些人的話，我為何還要寫？我想，這些事、這些人，先擱一邊吧。」

停筆13年

於是，在出版了三本暢銷書、前途一片大好之時，甚至因媒體開放，各種主持、媒體工作邀約紛至沓來，郭強生轉頭出國了，1989年赴美國紐約大學攻讀戲劇博士學位。

「我們那一批，當時走進媒體的、走進政治的很多，轉型成行銷高手的、商業的也很多。」郭強生說：「我的腦筋很直，沒想要轉換跑道、擴展自己，我就是一個喜歡讀書、時不時會想寫點東西的人。」

郭強生大學畢業隔年就解嚴，台灣社會湧入大量新資訊，後現代、後設等等名詞熱鬧很久，但他不管這些，「我這種寫作態度會比較寂寞一點，再加上人生很多的起伏動盪開始較早，當30歲同輩作家還有閒情去玩技巧，我的生離死別提早到來。」

因為30歲的生命跌宕波折，郭強生體悟：「對於人生，我知道的多麼淺薄。」憑什麼敢寫女性主義、寫平權自由，30歲的他知道什麼？他停筆，一停13年。

郭強生停筆，內在是對人生充滿困惑，外在是百花齊放的台灣易讓人迷失，「可是停頓並不是放棄寫作，在每天生活中，都是寫作式的思考在看人看世界、去理解去體會。寫作是時時刻刻，已經成為一種態度，就是我人生的修為，一種寫作人的態度。」

沒有發表作品的郭強生後來應楊牧之邀回國，加入新創的創意寫作研究所，一方面要打開台灣還很陌生的creative writing教學，一方面寫論文升等，要顧教學、顧行政，母親又在此時罹癌、辭世。他一直到回國的第10年，才接續中斷的出版，推出「夜行之子」。

寫作是寫人生

「夜行之子」寫的是郭強生在台灣、紐約的十年，但不是寫他自己，而是經由自己在離散、種族、情慾或性別的整體經驗上，以小說的形式進行創作。

現在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任教的郭強生認為，一本書是要寫進人生，但不是編一個故事，套一個理論，只講一個概念。例如他的「尋琴者」，不是只寫一位調音師，而是主人翁整個心境。

調音師學的是音樂，卻沒有成為舞台上發光發亮的演奏家，而是甘於在幕後幫鋼琴調音，一如郭強生那些年，自己不創作，但在創意寫作研究所教人寫作，也像是在幫每位小朋友調音，教他們發出自己真正的聲音。

「我怎麼會有『尋琴師』這樣的靈感？哪裡是靈感，那是人生真正活過、想過、體會過，你才能寫進去。」郭強生說：「一本書的立體跟層次，都是人生實際走過的路，再把它變成文字藝術。」

戲劇的影響

在文學之外，郭強生還有戲劇的一面。

往回追溯，父母親也是擁有藝術靈魂的人，母親一直在寫作、出書，父親郭軔是位畫家、美術教授，跟電影界頗有淵源，還憑「養鴨人家」獲第12屆亞洲影展「最佳藝術指導」。

郭強生受到父母潛移默化之外，大學時讓他受惠最多的也是現代戲劇，連兩年有耶魯大學戲劇老師來客座，他念了很多經典劇本，開啟了全新世界，也影響到他的文字。

於是當那些新寫作技巧來臨時，郭強生不跟風，因為他在戲劇中發現，一個角色的口白不用文藝腔、不用花言巧語、不用夸夸其談，就是很真實很口語，就能讓看劇本的他感覺「全身有電流通過」。

「文字本身是中性的，無所謂華麗、深淺，什麼文字煉金術。」他說：「角色之間簡單的對話，有哲學、情緒，有情有景，把話放在對的地方，讓效果極大化，這是我在戲劇裡頭學到的。」

所以後來，郭強生寫散文、寫小說，從來不喜歡用複雜的句型、過多的形容，「我就是一直就是很誠實地講我自己的話。」

除了影響文字，郭強生學成回台後也真的成立劇團做了兩齣戲。第一部找六月、張孝全、蔡詩萍演「慾可慾，非常慾」，碰到SARS，別的演出都紛紛撤檔，只有他咬牙延期，竟喜迎SARS解封，票房爆滿，但與成本一算，就是打平。

下一齣做「慾望街車」，這是郭強生讀過的第一個經典舞台劇本，是「此生一定要做一次」的戲，他重新翻譯劇本。這一次又不幸碰到大寒流。

劇團給郭強生的經驗是勞心燒錢，尤其台灣市場小，場地欠奉，他不想將經典劇作落地本土化，但原汁原味的純文學演出，經營不易，自己也真的忙不過來。

但熱情還在，郭強生說，也許此生有機會再玩一次吧。在那之前，他的多個作品都有影視化的可能，侯孝賢一直說要拍「我將前往的遠方」，「尋琴者」也收到國外的興趣。

負重前行的人生

郭強生一直到50歲才開始寫散文，才開始寫到「家庭」這個主題，「散文如果是作家的自白，總要有一些真正的體會跟沉澱。」在人生半百時，也才以一整本散文「何不認真來悲傷」寫他的人生。

悲傷，在郭強生的解讀裡，不是瑣碎的情緒，而是人生重要的真相，是跟失去有關，而人生每一刻都是在失去當中，他從30歲開始，實實在在感受著失去，那是不幸福的父母關係、淡薄但緊張的父子關係、疏離的兄弟關係，然後母親和哥哥先後罹癌辭世，伴侶也過世了，只留下他與失智的父親。

這些失去，不能簡單地以代用品去填補、或是假裝沒看見，郭強生說：「我更大的困境是，我沒有婚姻，不能曬幸福照、Baby照，沒有那些花花草草可以拿來妝點或填補，就只能好好面對自己的生活而已啊。」

對於「家」，郭強生從小在父母的婚姻裡、在後來自己的掙扎裡，都在探問，家庭、婚姻是什麼？到50歲那一年，他才發現：「我就剩下父親了，當他都結束的那一天，『家』這個字對我可能再也沒有意義了怎麼辦？」

所以他起心動念，想好好思考「家」這個主題，「這樣才能夠自己有力量。悲傷某種程度對我來講是力量，我才能繼續面對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我就是一個人，除了擔起來去面對，我還能怎麼辦？」

照顧失智父親時，郭強生進入「純粹機械性」的狀態，體力還在其次，痛苦的是完全不能思考，每天就是換衣、洗臉、吃藥、散步、早餐、看病、如廁、休息、洗澡，一再循環。忙完一天，竟還有奇怪的失落，孤獨的他走到巷口超商，喝杯咖啡，然後回家。

如果外勞通知父親不吃飯了，他就要想辦法找原因，否則三天後，老人家牙肉感染，蜂窩性組織炎。所以郭強生已經九年沒有離開台北超過三天，連去日本宣傳「惑鄉之人」，也是三天跑三個城市。

於是，郭強生說：「我很迫切需要經由書寫安定下來。還能書寫，就表示我還沒有崩潰，這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測試。」他以一周一篇的專欄書寫當作理智未斷線的證據，結果寫著寫著，他好起來了，照顧父親進入第九年了。

人生最後的功課

曾經外界看來意氣風發的文壇新秀，如今內斂、低調，不當文壇明星，安靜地寫自己的書，「用青春換一場相逢」是相隔四年多的散文集，從空間和時間回看自己20歲時的諸多掙扎。

郭強生會告訴學生：「老師不是一出來就被捧成才子。」大學畢業後頭兩年做過許多工作，教過補習班、教過鄉下的中學，做過校對、編輯，他告訴學生：「那些疑惑、動盪的時期，都是嘗試過之後，才能淬鍊、體會更多事情。」

就像他一樣，現在帶有一種安然，走一步算一步，還是希望一直有作品，「我預想到的未來可能就是安靜地消失。我真的很認真思考，退休後到底要獨居還是去住養老院？」提前思考，是因為真實看到父親這樣一個人如何在八、九年裡迅速老化。

「我的人生常常比人家早一步看到很多，別人30歲還可以做文青，我已經開始背負生老病死；別人50歲正是人生一片大好，可能在遴選校長，我必須完全撤出。」郭強生說：「我提前來應付生命的變動。」

所以，被問到接下來的計畫，這位文壇才子說：「就是把人生好好過完吧，我面對的大功課就是獨自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