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見不到最後一面，我在隔離時一直忍不住想：媽媽走得到底順不順利？」
五月中旬，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剛爆發的某個傍晚，阿芳（化名）和哥哥下班後，打算送身體不適的獨居母親就醫。兩人一抵達公寓，竟發現母親猝死家中。
阿芳立刻報警、聯絡殯葬業者。接體車司機蘇文義收到死亡通報，如常派遣員工前往現場，準備「接」往生者前去殯儀館。但一抵達巷口，接體員發現員警全身防護，驚覺情況有異，趕緊向蘇文義回報。
幸也不幸，蘇文義從業超過二十年，更經歷過SARS時期，靈車上早已備妥防護用品。得知往生者曾在疫區活動後，他指示接體員著裝，一行人忐忑不安進入公寓，貼身「背對背」背起遺體下樓。
由於死亡現場在民宅內，這位七十多歲老太太也非匡列對象。依規定，她的遺體只能在冰櫃躺上一晚，等待檢察官與法醫完成司法相驗、採檢，才能火化。
結果真是新冠確診，此刻老太太已仙逝三天。她是台灣疫情下前五十名死者之一，更可能是第一位不幸在家「孤獨死」的死後確診者。。
老太太生前獨居，行動也沒太大問題，甚至倒下前一天，阿芳和哥哥才探望過她。在阿芳的回憶裡，不久前母親節一家團聚，老少圍坐餐桌的情景仍歷歷在目。
各有家庭與工作的兩人約莫四十來歲，經常抽空去看看母親，單純說說話也好，這是他們的日常。阿芳還和更高齡，有些失智症狀的父親同住，多年盡力關切著兩老。
阿芳說，當時媽媽癱在椅上，神情疲憊，原本就有慢性病的她「說不出哪裡痛」。阿芳本打算送媽媽急診，醫院一得知老太太有接觸史，請她們改叫防疫救護車。
等著等著遲無下文，小雅房裝不下兩人過夜，隔天還要上班的兩兄妹只好先分別回家。
當晚凌晨兩點，總算收到派車通知。但兄妹兩人住得遠，半夜趕不及去媽媽家看護。阿芳回憶：「我們打算隔天直接載她去就醫，沒想到傍晚去接她，人就走了。」
暫別一天，再見已是天人永隔。緊接著入殮、辦理死亡證明、法律規定「疑似感染遺體」須盡速火化，兄妹倆全程被迫缺席。
因為昨天和母親見過面，接觸可能染疫者的兩人，必須居家隔離。
所有程序接踵而來，阿芳的人生突然被按下快轉鍵，還來不及為喪母悲傷，她全身痠痛發燒，恐慌自問：「我是不是也中了？」直到母親走後第四天，區公所協助她去醫院PCR篩檢，說是「陰性」，驚慌暫告段落。
但這僅僅是事發第一週，接下來的日子裡，阿芳先向公司請假、告知親友狀況，持續聯絡殯葬業者，還要在隔離狀態下照顧家庭。
她至今仍懊悔：「如果那一天，我們陪媽媽等到救護車來，結果會不同嗎？還是媽媽會住院，忍受著插管痛苦而走？獨自面對的那段時間，我找不到答案。」
阿芳的母親，是蘇文義自2003年SARS風暴後，協助接送的第一起大規模傳染病遺體。當天出勤的兩位年輕員工缺乏經驗，不免陷入焦慮中，整整十天不敢回家。
在醫院過世的遺體有套防疫SOP，倒是好處理。倘若遇上不明死亡案例，接體員必須趁出發前不斷詢問家屬，現場再反覆確認。
且防護衣密不透風，稍微活動便爆汗，失去肌肉力量支撐的遺體更形沈重，接體員仍奮力前行，幫忙走完最後路程。
蘇文義認為：「你只要去想，要讓往生者舒服地走，你就不會在意那麼多。」從那天起，他們已接手數十件染疫遺體。
許多家屬在親人確診後開始隔離，無法親送逝者離開，靠醫護人員在第一線為他們拍照、直播送別，殯葬業也會如此。幫忙陌生家庭，以科技隔空送行，這是大疫吞聲死別下，人性能給生者的些許安慰。
一人接體，另一人負責消毒，並用手機向遺族轉播。從醫院太平間或民宅出發，入殮前往殯儀館，最後抬棺送進火化爐，每階段鉅細靡遺記錄。「這是我們唯一能幫他們做的事」，蘇文義強調，就算現場人員的手機都裝在氣密袋裡，鏡頭上黏滿霧氣，照片模糊不清，這依然是遺族的慰藉。
安排如此縝密，因為十八年前，蘇文義曾親眼見證遺憾。SARS風暴期間，他有位朋友的親人在醫院病逝，雖然僅僅是「疑似染疫」，但由於法律規定，仍急速完成火化。
那位家屬進不了醫院和殯儀館，在數位產品不夠發達的年代，連照片都見不著，往生者唯一留給他的物件，是幾天後政府傳來的「SARS陰性」報告。
蘇文義偶爾會和他聯繫，「他到現在都走不出來，覺得自己沒有做好家人的責任。」
「就算家屬沒被隔離，有辦法出門送行，他們和往生者最近最近的距離，只能停在殯儀館側門的巷口，再走進園區一步，就要送隔離。」蘇文義說。
從五月中旬開始，大約晚上七點，殯儀館結束正常開放時間後，黑幕降下，才是屬於染疫遺體的時段。
在疫情最高峰期間，連遺體都要排隊，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旁僅供工作人員出入的小巷，一度夜夜排滿無人送行的靈車。
「我們不怕遇到，最擔心的是，沒辦法讓這些人好好走。」禮儀公司業者阿貴（化名）在第一時間接到阿芳來電，協助處理後事至今，還幫隔離中的阿芳兄妹上地檢署，領回母親的死亡證明書。
阿貴在疫情中服務的往生者也不下十起，他仔細詢問家屬信仰、往生者喜歡的飯菜和形式，用電話、郵件，或Line群組討論法會，各種「數位轉型」已成殯葬業的日常行程。
「兄弟姐妹可能在不同的地方隔離，大家打電話才能聽到聲音，每天自己關在房間，看新聞報那些數字，又是一次傷害。」整個月來，阿貴一邊承受遺族焦慮，看著這群人被外界視為高風險族群，讀遍冷暖人情，「當然也有老人家過世，親友不願意幫忙的故事，這又能怪誰？」
過去阿貴必須替家屬安排的後事，梳化、停靈、守靈、出殯、大殮⋯⋯在疫情之下省略殆盡，連「做七」的日子都亂了套，唯「清理現場」不得不做。
若病患在醫院、防疫旅館內死亡，會由專職人員進行消毒，民宅內卻是家屬自行負責。
「這怎麼能叫家屬自己去清理？」死亡清掃人洪生強調，家屬不得已重回親人離開的現場，短時間內還很難接受事實；更重要的是，遺體倒下之處恐留汙染，染疫者生前碰觸過的物品及環境，都可能有風險，缺乏專業知識的家屬很難保護自己。
洪生長期關注孤獨死議題，替「特殊死亡」的往生者服務，他也是支撐阿芳走過最後一哩的重要力量。
近日洪生開始替阿芳清掃母親故居、整理遺物。在現場，每當阿芳熱心想幫洪生提些雜物，他總迅速示意阿芳「不能靠近」，一再囑咐阿芳「要好好照顧自己」，主動講解各種消毒產品的差異和用法。
「回家後妳先把今天的衣物泡進漂白水裡，照我剛剛說的比例調，而且次氯酸水或酒精，妳要由上往下噴，讓顆粒往下沈澱，最後地面和鞋底一定要好好消毒，你看我們剛剛鞋底噴最多，因為那裡接觸面積最大。」洪生仔細叮嚀。
從事殯葬業數十年，洪生見過百百種現場，始終關注著生命為何物？自殺、他殺，甚至死後多日才被人發現，即使腐壞、滲水，每具遺體在他眼中，都值得尊敬，都充滿遺族道不盡的痛。
長期暴露高風險環境，和藥劑、病菌共處，洪生早就習慣穿著防護衣，他對疫情保持平常心，自謙「醫療人員、接體員比我辛苦多了。」還在傳染爆發初期，到處教熟識的殯葬業者如何使用防疫設備。
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每當洪生清潔完死亡現場，他總心想，隔離造就無數「類獨居」家庭，這就是孤獨死的溫床，「很多家庭可能趁送餐時互相問候彼此，可能好幾天才聯繫一次，那中間的日子誰來關心？」
因為疫情隔離，連對至親的往生送死都不可得。死者已矣，但少了「送別」過程，不論是何種形式，又會在生者心中留下怎樣的失落？
「隔離是為了迎戰病毒，不得不採取的強力手段，但我們必須同時考慮到受影響的人與生活。」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助理教授彭榮邦說，因為隔離，而無法依禮俗告別，會是生者很大的遺憾。他形容：「親人過世，不單單是一個人走了，而是家屬心理上的撕裂傷。」
撕裂傷，即是因外力造成的傷害。彭榮邦的研究多以此為主題，探討死亡與心靈創傷，該如何癒合。
彭榮邦指出，「告別，本來就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突然發生的生離死別」。遺族容易為此產生質疑，可能責怪自己不孝，或急著尋找某個對象發洩；因為防疫被隔離，又進一步剝奪親友在哀痛中，互相支持的機會。
但彭榮邦仍相信，疫情雖打亂「面對痛苦的過程」，卻無法阻擋關愛，人們有超越病毒，跨越悲傷的力量。
彭榮邦舉例，花蓮有位失智症的奶奶染疫，她在病房中會用力撞擊門鎖，希望出去見親友一面。一名護理師心想，「如果奶奶只是需要人陪，我是不是能出一份力？」所以護理師多花了點時間陪奶奶，跟她說說話，讓奶奶的情緒、病情都漸漸穩定下來。
醫護和喪葬人員為家屬直播、親友在隔離期打通電話，「哭也好，安慰也好」，彭榮邦說，再小的陪伴，都能填補一部份遺憾。
至於在防疫規定下，家屬被迫改以「線上法會」哀悼，親友與宗教人員都不得群聚，許多人抱憾無法親自送別，或擔心儀式不夠嚴謹。彭榮邦認為，被延後的告別，可以換種形式，賦予更多意義。
彭榮邦曾在書中寫道，喪葬儀式的真正意義，是讓「死者有所去，生者有所依」，送別往生者的肉體，迎回另一種面貌的他/她。
「就算只是大家聚聚，簡單吃個飯，聊聊這段時間發生的事情。當生者記住和亡者的回憶，我們才能讓這個人，在大家的心裡，再活過一遍。」彭榮邦如此期盼著。
彭榮邦家裡就有個小空間，裡頭擺著和過世親友相關的紀念品，他稱為「神聖空間」。每當彭榮邦想起這些人，他會待在裡頭，和親友聊聊天，「你沒辦法看到他們實體的存在，但在我心中，他們就在這兒。」
母親離開二十二天，阿芳終於結束居家隔離，早上出關，下午立刻辦法會。因為防疫規定，現場只有她和哥哥、大嫂向媽媽送別，親戚隔著螢幕，在直播畫面另一頭泣不成聲。
第二十三天，阿芳回到母親住的老公寓整理遺物。房東更叫她清掉所有母親曾在這裡生活的痕跡，路過鄰居發現阿芳和洪生正準備開門，趕緊走避。
那扇門可能已鎖了二十三天。
「房東來過嗎？」、「他說沒有。」
「那有其它房客來過嗎？」、「應該也沒有。」
洪生和阿芳只能暗自相信，屋內仍保持原樣。畢竟連警察都沒來過幾次，更未曾見防疫人員出現，誰會接近這棟恐有傳染風險的公寓？
消毒結束後，洪生端詳著房間，床墊上依稀可見人體微滲分泌物的印子，他連忙找塊布蓋住，不想讓家屬目睹。接著和助手清點大型傢俱的數量，再把雜物包好，吩咐阿芳戴起手套，確認貴重物，也找找要帶去靈堂現場的遺物。
其中一件是老太太的手機，它剛剛還在桌上充著電，三周來無人觸碰，電力百分百，保持著主人離開時的模樣，像是凍結的時光膠囊。
洪生急忙叫阿芳把手機放進密封袋裡，別接觸機身。阿芳只好隔著塑膠膜東按西按，硬是解開了螢幕鎖，上頭是滿滿的Line訊息通知，還有一通阿芳的未接來電，日期停留在五月某日，正是她發現母親失聯、病逝那一天。
接回遺物，阿芳從通訊錄找到母親生前好友的電話，電話一撥通，阿芳還沒告知死訊，對方劈頭先說：「我知道（她走了）。」
那位好友夢見自己和老太太快樂出遊，直到離別時，老太太和另一位也早已往生的友人，向大夥揮手再見，看起來健健康康、無牽無掛。
「在那天之後，我終於覺得，自己能慢慢走出來了。」這樣的夢境，即使虛幻，仍帶給阿芳真實的安慰。她和母親的朋友分享著回憶，笑談老太太生前糗事，逝者彷彿伸手可觸。
第三十五天，老太太進行最後一次搬家，進塔安奉，這場被延誤的告別式終告段落。
阿芳決定留下那支手機，等到疫情結束後，再聯絡母親的朋友們，聚首緬懷記憶中的媽媽。她也希望，以這段經歷幫助像自己一樣，仍在面對著親人往生之痛的遺族。
失去至親，被迫凍結一個月的人生，終於能再度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