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欽青、袁世珮／採訪 袁世珮／撰稿 陳立凱／攝影 圖／龔書章提供
當年，自認「文科文盲」的理科生龔書章，考上所列志願的最後一個，沒想到東海建築引他進入文史、藝術和社會學的世界，再加上幾位典範的影響，他早早確立「理論」與「設計」雙軌進行，並設定好人生這顆球的曲線：教書─開業與教書─教書。
教書是一以貫之的理想，中間去當「乙方」完成業主交託的案子，再回歸校園、並將觸角擴及社會成為策展人，龔書章按部就班，完成他的專業、學術與社會責任。
「做設計不是一個個作品做完而已，每件作品必須是丟出去的球，它要能產生、發酵。」龔書章說：「我用到了我兩塊腦子，一個是念論述理論的腦子、一個是專業設計的腦子。我還滿樂在其中的。」
現任交大建築研究所專任教授的龔書章，執教27年，期間12年成立「原相」事務所，作品獲「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等大獎，之後專心任教，卻又更密切與社會接觸，成為包括文化博覽會、新竹將軍村等大型活動的策展人。
「我高中是理工男，幾乎只念理科，對於歷史、文學，幾乎是文盲，一竅不通。」龔書章聯考的志願卡填完了國立大學的理工科，最後補上私立大學理工第一志願東海建築，作為重考的最後一道防線。
聯考之神一指，龔書章的落點正好就是志願表上的最後一個，進了東海建築的門，也踏入了一個以建築為基底的人文世界。
「剛開始我非常不習慣，因為東海不是把建築放在理工，而是架構在人文的思考之下，我最好的理工科幾乎無用武之地，反而開始要學美學、人文、歷史、文學，完全是高中放棄掉的所有事情。」龔書章的大學教育幾乎是從零開始。
這裡的老師都告訴學生，思考可以推到超理性或超感性的極端，視野拉大到整個時代和世界，也可以細緻到材料的細節，龔書章花了三年適應，從有「標準答案」的理工思維，轉換到融入自由、開放的東海建築系。
四年級，年輕教授張樞自哈佛回來任教，師生們整天泡在一起共餐、看圖，讓龔書章體會到「專業是必須日以繼夜地、從頭到尾做的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張樞帶回當時最新的西方思維。
那是80、90年代，台灣解嚴後的社會氣氛動盪而生機盎然。龔書章認為，那種「做了就一定會成」、「擁有話語權」的自信，對東海建築系的學生很重要，不是關起門來搞技術，而是打開門去看外部的世界，當時的西方在社會學、哲學和藝術也正是蓬勃的論述年代，「我才覺得，建築原來可以海納百川。」
「我那時還什麼都不懂，但可以感受到那種力量。」年輕的建築系學生龔書章被賦予力量：「我開始理解建築跟世界很近，建築不是關起門畫圖而已，我們做的事可以反映時代。」
不念歷史的人，因為老師的建議，花了兩個暑假，把文藝復興跟現代主義全部讀通。這件事有決定性的影響，龔書章說：「我覺得我未來要去念建築理論，而不是做建築設計。」
念建築設計或建築理論，會分別導向開業當建築師或做學術的兩條路，現在回想，龔書章說：「我兩件事情都做了，這大概是我大學四年級在我血液裡面打了一個針，讓那件事情發酵，在此後的30年，我就走在那條路上。」
大四還有一個重大的影響，就是前一年東海成立美術系，系主任蔣勳為建築系開一門藝術概論，龔書章按老師的介紹，去看藝術電影、去看三島由紀夫「金閣寺」，「理解了藝術力量的龐大，對我的衝擊力跟興趣還大過建築。」
但也因此生了疑惑，讀那麼多藝術、理論，似乎想法無法落實在圖紙上，龔書章每天都有「撞牆」感。結果老師告訴他：「理論跟你的設計實務要合在一起，大概要在理論跟實務都有10年、20年的經驗之後。你35歲之後再看看有沒有辦法吧，」
龔書章當即下定決心：「那我35歲必須要把理論跟設計變成一件事情。」
龔書章決定出國要讀建築歷史跟理論，所以到馬祖當兵的那兩年，就帶了兩本磚頭似的建築書，在晚上熄了燈的碉堡坑道裡，伴著同袍們的打呼聲，挑小燈夜讀「現代建築史」與「時間。空間建築」。
在無可作為的空白兩年，這兩本書是龔書章唯一要做的事，後來他回台任教，主要教授建築歷史，當年那兩本書正是重要養分，儘管看到第三次才懂。
不過，明明龔書章做了決定，結果老師張樞不同意有設計優秀能力的學生去念理論、龔爸爸也持保留態度，他為了介紹信和學費考量，申請了哈佛讀建築設計學位，「可是我在進哈佛的第一天，就決定我要申請第二個學位，就是歷史跟理論。」
龔書章除了修第一學位的設計課之外，也預先修了許多第二學位的歷史跟理論課，所以在一年半拿到第一個碩士後，很快就拿到第二個學位，兩年半拿到兩個學位，設計與理論雙修到手。
龔書章的生涯決定，受到幾位人生導師的影響。
第一位是東海建築系創系系主任漢寶德。龔書章入學時，漢寶德已經出去開業，但為這個系奠定的人文傳統，仍影響了眾多學子。
「他有三階段的貢獻，社會的、學術的跟專業的。」龔書章說，漢寶德教書時連他校生都來上課，開業時是所有人才都想擠進他的「漢光」事務所，之後轉去擔任科博館館長、並創了台南藝術學院；開辦建築人文雜誌「境與象」，編輯都是現今菁英，如夏鑄九、姚仁祿、姚仁喜、黃永洪、登琨艷、阮慶岳等。
龔書章指出，漢寶德開業時期，對於台灣本土建築的研究與再現，顯現在南園、做墾丁青年活動中心等作品上；他以「也行」筆名與社會大眾溝通美學。「他從學術變成建築專業、又回來變成社會的這種平台。」龔書章說：「他對我的影響很大，建築師不只是建構在服務業主上，他對社會是有貢獻的。」
第二位是龔書章在哈佛的教授庫哈斯（Rem Koolhaas）。庫哈斯以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時代性看建築，創一家做建築設計實驗的OMA，再創一間做設計思考論述的公司AMO，也是實務與理論並進。
龔書章原本很自豪是畫設計圖的快手，但在庫哈斯處遭遇挫折，一學期只與教授談了3次共45分鐘，總是獲得「interesting、keep going」的評語，潛台詞就是「無趣」。龔書章說：「我的衝擊非常大，我畫了滿桌的圖，竟然提不起老師跟我談的興趣，突然覺得我很像工具人。」
如此更堅定龔書章學理論的念頭，在修第二學位時，乾脆和庫哈斯的書對話，把他的《癲狂的紐約》（Delirious New York）反覆讀通，甚至在學成返台後，還發表長達5萬字的長文寫這本書。「一直到現在，他對我做設計的影響還在。」龔書章說：「他是理論家、是社會觀察家，也是建築師、老師。」
第三位Rafael Moneo是當時哈佛的系主任，得過普立茲克獎的建築師開的卻是建築評論課。他能完整介紹理論，帶有主觀觀點、又能客觀進入創作者理念，這又加深了龔書章走理論的決心。
這三人，再加上蔣勳跟張樞兩位老師，不見得都直接認識龔書章。「但這幾個人都決定性的影響。」龔書章說：「所以當時我就決定，35歲一定要考上建築師、一定要是學校的老師、一定要寫評論。」
龔書章32歲回國，先在曾贊助他哈佛學費的建築師蘇喻哲事務所工作，同時到東海任教，並開始寫評論，3年後一舉考上建築師。
1993年迄今，龔書章教了27年的書，原本母校要他教設計，但他覺得，在哈佛的第一個學位總共也只多做三個設計，還是第二個位影響更大、他也更用功，所以他要教理論。
龔書章直到1997年才開始教設計課，因為他開業了，又開始做設計，35歲的他驗證了25歲時老師說的話：「理論跟設計要十年以上才能合在一起。」
但龔書章總是超前部署：「我在35歲時，已經決定50歲就要換跑道，要回到學校去。」這樣一來，執業期只有15年，必須好好把握，所以他決定了幾件大事：做案子之外，每年要參加競圖、每年要做展覽。
龔書章認為，競圖是表述個人理念的機會，業主給的案子都有本身的任務，建築師不能把個人意念強加給業主，只有競圖是全然由建築師去解題，「持續做競圖，是自我論述、自我練習的重要任務。」
雖然龔書章笑說，競圖常常拿第二，「但我輸掉的所有的競圖，我到現在都可以一個個講出重點，因為那就是我的自我論述過程。」其中一次拿到第二的競圖，被他送到iF參賽，獲「Too Good to be True」（好到無法蓋）獎。
每年做展覽也是為了自我論述。龔書章說：「我們是建築進來策展，所以再把論述變成空間，如何把心裡的論述跟設計的空間放在一起，這是我做展覽最核心的想法。」那幾年，他做了埃及大展、拿破崙大展、安徒生童話展等，每役必與。
而龔書章在建築業務上並不懈怠，2007年獲「傑出建築師獎」，屏北高中獲台灣建築獎首獎、新港藝術高中則是第一個將跑道蓋在半空中，獲得該年度的台灣建築獎。後者也是他最後一個案子。
「很多人以為我2009年（結束事務所）是臨時決定，其實是早就決定了。」龔書章為此，他在執業期間教學不輟，保持資格，才得以從建築師無縫接軌回到學校去專任。
也同樣是預作打算，龔書章2006年開始做了很多房地產的接待中心，外界很疑惑，怎麼做了那麼多很棒的公共建築之後，跑去做三個月就要拆掉的接待中心？
龔書章的盤算是：一個建築物的合約要五年，如果2006年接案，2012年才能完成，但既然想把公司收起來，就要停下建築合約，接室內跟臨時建築的合約。
最後，還比他預期的50歲提早了兩年，原因是2008年下半年金融海嘯，許多案子暫時喊卡，隔年年初法鼓山聖嚴法師過世，原本的一個案子也要先擱置，龔書章順勢而為，一個晚上就決定，提早結束事務所。當時員工24人，是公司規模最大的時候。
回歸單純的教職，收入與執業自是不能相比。龔書章笑說，因公文流程的關係，三個月後才有第一筆薪水入帳，他以為這只是一個月的數字，打電話給人事單位詢問，這才得知，這個數字是三個月的薪水，「原來當專任教師一個月的薪水，只是我公司的一個年輕專案經理人的薪水。」
認了，因為當初沒問薪酬就決定接教職，就表示薪水這件對他來說不那麼重要，「教書更重要的事是完成我的社會任務。當我回到學校教書，扮演一個非乙方的角色，影響力會更大。」
龔書章幫兩廳院、北美館、中研院、文化部、各地方政府文化局工作，他發現：「當我不是乙方，我會跟甲方共同料理出一個很好的論述，我也知道未來的設計師或建築師可以用上什麼力，我會幫忙做好準備，然後邀請最棒的建築師來做。」
「也因為我離開了乙方的建築師角色，很多公部門或私人企業提出很多合作。我達到的任務，比那時候每次都輸競圖、變成第二名還要直接。」龔書章也還是在設計，只是這設計不是畫一條線、一道牆，而是思考空間怎麼改變，例如花了一整年打開仁愛路上的空總。
新竹的「將軍村」就是龔書章覺得有意思的案子之一。上百戶的眷村拆除後剩下15棟，新竹市長想做成園區，龔書章卻認為台灣太多商業園區或文創園區了，提出替代方案「圖書館聚落」，15棟、每棟只有20坪的「From Genearals to General」（從將軍到常民日常）的生活圖書館，分類有修復學、發酵學、探索學等等，15個館就有15位館長、15種概念，像是生活的百科全書，目前正進行第二期企畫。
龔書章幫台電做了「DS1」計畫，DS是「配電所」，改造後也多了「design」（設計）和「sustainability」（永續）之意，變成一個熱門的互動教育體驗。台電打算作成次品牌，未來還有DS2、DS3。
80、90年代的熱血青年又找回那種「改變社會」的感覺，龔書章說：「現在幾乎我每想一件事情，都能改變了。我還會自己出案子，自己想要跟哪個機構談。」例如他就想找中油董事長談談，看能不能替遍布全台的加油站改頭換面。
龔書章現在也忙著「推人出去」。這和個人經驗有關。
當年，在等待美國學校通知的龔書章，才到建築師蘇喻哲的事務所打工3個月，蘇喻哲就主動提議提供獎學金，解決了他在哈佛第一個學位的學費問題。
龔書章開業後，也關注各校的「孤鳥」，都是一些個人色彩強烈、可能跟老師不合的那種年輕人，雖然管理上很難套用一般的公司制度，但這些人常有獨特的想法。
現在，龔書章的電腦裡存有上百筆年輕創作者、設計師的名單，一發現人才就紀錄下來，一方面是自己擔任策展人的工作所需，一方面也是替新一代打造舞台，「現在的年輕人需要被推到更前面去，我最大任務就是在盤點所有我覺得值得把他踢出來的人。」
「我要做，就一定要做的到。什麼時候我可以做什麼，到了就轉換過去。」把決定、變動、轉換比喻為一個球，龔書章形容：「我的球都會丟的比較遠一點，用十年來丟一個球，讓那個時間點有機會達成。」
如今，社會的、學術評論的、設計的，這三件事是龔書章生活的全部，雖然忙，但興趣、生活跟工作是同一件事情。
有捨有得，龔書章掌握了更多主動權，雖然當建築師可以有自我創作，但他認為，在前面的十幾年已經做過了，可以轉換了，甚至因為轉換角色，有其他的事出現，例如他帶著一群台灣建築人去尼泊爾蓋醫療站、或到台南蓋早療融合教育中心，都是義務性質。
「不再是以前那種甲、乙方合約，這樣就是比較自由，人的自由很重要。」他說：「我現在評估要做的事情就是，只要能改變的，我就會做。」
接下來，龔書章的大計是將學術理論整理後出版，「我覺得，留下建築作品跟留下幾本書，應該是我很重要的一個任務。」明年陪太太去美國，太太教書，他樂當書僮。
龔書章從當年誤闖建築系的理工男，確定建築理論的人文路線，到後來完成實務與理論的結合，並實踐社會理念，他能自豪說一聲：「非常滿意我的人生，現在的狀況是我覺得最理想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