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開自我 坦露傷疤

「我好想死、我好想死」黃靖茹曾在臉書上多次寫下類似字句。

有時她細述自己割腕的過程，或公開割腕後滲血的照片。「都是衝動下寫的，因為情緒來的時候太痛苦。」黃靖茹說，15歲遭網友性侵後，她長期出現嚴重幻覺與自殺意念。

1999年出生，千禧世代的黃靖茹習慣在臉書上書寫心情，連同生命中的「陰影」——遭人性侵、精神疾病的受苦經歷，一併在人前揭露。在黃靖茹的貼文底下，有人留言勸她看開一點，或鼓勵她尋求宗教的力量；黃靖茹反感回應：「不要給我灌心靈雞湯！」

黃靖茹從六年前開始，因「循環性情感症」（Cyclothymic Disorder）接受輔導諮商、用藥。這病是躁鬱症的一種，發病時，她整整兩周躺在床上，只是哭，不吃飯、不說話，甚至割腕自殘。

「大家，我躁期來了！」至今她仍會公開通知親友自身變化，一面自嘲「躁期」聽起來像「經期」一樣理所當然。但在臉書上，她少了許多衝動，多了與疾病共處的反思。

年輕世代負傷現身，不分國籍。23歲的網球明星大坂直美（Naomi Osaka）在《時代雜誌》撰文表示：「我希望人們可以理解：不OK是OK的。」2021年她因身心狀況不佳，拒絕參加法網公開賽的賽後記者會，遭大會罰款；首輪賽事獲勝後，更坦承自己受憂鬱症所苦，宣布退出該屆賽事。

曾拿下四面奧運金牌、24歲的美國體操名將西蒙·拜爾斯（Simone Biles），也在今年的東京奧運宣布中途退賽，她表示：「我要關注我的精神健康。」

不論名人或素人，都在臉書、IG等社群媒體上，談論自己的精神疾患，分享情緒起伏，甚至生命中最不堪的黑暗面。形象一向明亮幹練的知名YouTuber阿滴，兩個月前也發布影片，坦露自己在憂鬱症掙扎中近乎失能的經驗。阿滴的粉絲驚嘆、媒體跟進報導，流量衝得更高。該則影片的廣告盈利全數捐給「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最新民調
每14人有1人曾患情緒障礙

依照世界衛生組織研究，2020年造成人類失能前十名的疾病，第一名是憂鬱症。根據衛福部統計，2019年因情緒障礙就醫的人數達到209萬。

願景工程調查發現，國內外名人公開談論自身病情，對64%的民眾來說，有助於瞭解情緒障礙症。另有39%民眾表示，身邊曾有親友確診，顯示社會對於情緒障礙症的認知及接受度都有所提升。

接觸經驗 39%遇過情障患者

願景工程調查，情緒障礙確實是台灣社會應該正視的問題。全台十二歲以上受訪民眾中，39%遇過情障患者。

罹憂鬱症 64%願告知他人

如果罹患憂鬱症或躁鬱症等，32%的人不願意說，但有64%民眾願意告知他人。

人資主管 59%傾向不錄用

罹患情緒障礙，仍是求職阻力。59%民眾認為，如果身為主管，會傾向不錄用情障患者。

婚前發現 47%會暫緩結婚

相較於職場，民眾對親密關係的態度顯得更為謹慎，47%民眾選擇暫緩結婚。

同事互動 74％保持平常心

若遇到患有情緒障礙的同事，有17%願意主動合作，74%保持平常心。

若患有情緒障礙的同事必須經常請假，或無法勝任工作時，有高達83%民眾願意幫忙分擔工作，與願意幫助糖尿病或洗腎同事分擔工作的比率相當（85%），並不會另眼相待。

不OK，也OK？

「大家越來越接受諮商，也越來越能夠說出我有躁鬱症、憂鬱症。」科普心理作家「海苔熊」指出，大學生主動到學校輔導中心預約諮商的比率逐年提高，「輔導中心甚至被約爆了。」

根據台大的公開資料，學生輔導中心的個別晤談人次在十年內翻了2.5倍，從2019年起，一年突破一萬人次，平均一天約有近30人次晤談。海苔熊認為，社會接納度提升、精神病汙名減少，是越來越多人公開病情的原因之一。

近五年來，出版市場也出現許多精神病人自述的文類，海苔熊經常收到出版社來稿，邀他撰寫此類作品的推薦序。

海苔熊觀察，社群媒體的發達，是病友書寫、現身的第二個重要因素。年輕世代習慣利用自媒體書寫心情，即使沒有顯著的背景，寫久了也會出現一群追蹤者、受到出版社的關注而順利出書。「精神病人書寫的風氣，背後是一條供需鏈。」病人透過自媒體抒發情緒、出版社需要題材出書；讀者則渴望將內心感受投射到病人自述中。

然而出書、在社群媒體上寫作，難免遇到惡意或負面評價。阿滴公開病情後，有人諷刺他炒作流量；也有憂鬱症患者感到忿忿不平，認為阿滴是名人，心情生病了能博取同情，自己作為無名小卒，只會在坦承憂鬱症後失去工作、失去原有的人際關係。

既不像修圖完美的網美照、文青系生活照，能引來點閱與欣羨目光，憂鬱症、躁鬱症患者為什麼還要坦露極致痛苦的自我剖析？在社群媒體上訴說躁期、鬱期來襲時，感官、記憶與睡眠如何遭到摧毀，或放上自殘後皮肉綻裂、血跡斑斑的照片？

黃靖茹說，寫出情緒起伏，是她19歲以前唯一的抒發管道。她身邊的親友一度不知所措，責怪她「不尊重生命」。甚至有人咬定，她遭性侵的經驗，只是一場「幻覺」；還有人冷嘲熱諷地告訴她前男友，「她病得那麼重，你最好遠離她。」這些回應都對當年的黃靖茹造成很大的打擊，挫敗的她只能躲進衣櫥裡、桌子下尋求安定，盡力弭平自殺意念。

「我只想自由、我只想痛苦被看見、只希望其他人別像我那麼辛苦。」黃靖茹說她從不後悔公開病情。現就讀社會學系的她，今年開設了臉書粉絲專頁，繼續寫文章反擊精神病汙名。

然而黃靖茹強調，現身就像高空彈跳，她曾因此傷痕累累、自我質疑，至今仍擔心求職受到影響。「現身後的生活一定會不一樣，」黃靖茹說，「你在乎的人，能不能繼續支持你？這是必須評估的。」

職場上
說與不說的兩難

「在水裡，我才能夠呼吸、自由做自己。」張閔筑今年27歲，憂鬱症病史超過十年。水下的寧靜能讓她暫時忘記外界的評價與指教，這是她鍾情游泳的原因之一。

憂鬱症的病因是多重的，心理系畢業的張閔筑自我盤點：大腦血清素分泌不足、完美主義、過度在意他人評價，加上不被理解——人們老要她想開一點，「就好像要過勞勞工喝蠻牛，而不是讓他們休息一樣荒謬。」

「為什麼快樂、樂觀才是正確的呢？」張閔筑以心理學理論為基礎，試著接納自己的悲傷，並在大學畢業前出版憂鬱症自述《別再叫我加油，好嗎？》。

張閔筑不用筆名出版，以免親身經歷被視為虛構。然而用本名出書，對初入社會的她帶來不小的衝擊。

公司人資雖被張閔筑的求職履歷吸引，卻在了解她的著作過後，斷然拒絕了她：「妳的抗壓性不好，無法勝任這個職務。」張閔筑原以為，出書是一項成就，且這書的版權甚至賣到韓國、中國；精神病汙名卻讓它見不得光，連職訓局講師都勸她保密。

張閔筑感到不平，「我乾脆把出書的經歷拿掉，也不讓同事知道我寫這本書。」

「90%的企業不知道怎麼處理這樣的員工。」前人力銀行副總洪雪珍也不建議求職者公開病情。但她指出，患有躁鬱症、憂鬱症的員工並不少見，企業應該加強對精神疾病的認識，「不要造成員工的二度傷害。」

大部分雇主聽到精神病史，直覺產生此人「有危險性」或「不穩定」的聯想。事實上，患者的行為表現各異，隨個性、能力、病情而有不同的樣貌。

陳俊呈曾在新北市康復之友協會擔任就業服務員，協助精神病人就業。他接觸的個案背景廣泛，不乏有台大等高學歷者，但要替他們爭取到面試機會仍然很不容易。縱使順利取得工作機會，「能順利留在職場的比率也非常低。」剛回歸職場的個案，認知與行為多少有些退化，需要雇主調整職務；但是大部分職場以績效為導向，能給予的支持有限。

陳俊呈觀察，個案適應職場的狀況不一，不該用憂鬱症、躁鬱症來判斷一個人適不適合這份工作。他也認為，社會過度聚焦在「精神病」對人的影響上；長期貧困、缺乏教育，或家庭不和諧等不利於人適應社會的因素，反而被淡化了。

「公開承認自己有憂鬱症，要戰勝很多刻板印象。」三采文化副總編輯王曉雯是張閔筑的責任編輯，她得知張閔筑求職碰壁時有些震驚，對於當初沒說服張閔筑用筆名出書感到懊惱。

「我們對憂鬱症的了解太少，」王曉雯反思，如果公司聘用有嬰幼兒要哺育的家長，會提供育嬰假或彈性的辦公型態，對於家長要面臨的突發狀況，也容易理解、體諒。

「但要給予憂鬱症同事什麼樣的支持系統、如何與他們相處，這些都不清楚。」

王曉雯與張閔筑合作前，接觸過不少憂鬱症作家、同事。她表示，受憂鬱症所苦的人，難以出門上班、社交，「可是他明明能力非常好，很符合這份工作的需求。」王曉雯指出，居家辦公的型態是否能將憂鬱症患者留在職場？「因疫情在家上班的這三個月，讓我更相信科技有機會跨越這項問題。」

對於精神病，王曉雯抱持積極面對與理解的態度。張閔筑說，「我很愛曉雯，因為她懂我想表達什麼，也很保護我。」張閔筑公開揭露病情，是試圖掙脫「正常人」的面具——不必偽裝正向，也不必在症狀嚴重時編織其他藉口。更深一層的原因是，她渴望被人理解。

雖然家庭、學校、職場上，並非所有人都有意願理解精神病，能給予精神病人適切的支持；寫書、現身，卻是張閔筑為自己辯護的方式。她以游泳比喻人生：「游泳要游得久，必須不斷調整呼吸，到穩定的程度。」她如是面對憂鬱症和這個世界。

說出「我有病」竟似出櫃

李昀21歲時，因自殘刀傷遭校醫通報為「自殺未遂」。那一日起，她被衛生局轄下的「自殺防治系統」正式「列管」。李昀不只是躁鬱症患者，也是心理系的學生；她親身經歷精神醫療與心理治療後，卻深感絕望。

她指出，自殘的刀傷是由心理創傷轉化而來，輔導、醫療人員卻只見淌血傷口，不見她心中更重的傷。他們問：「妳怎麼弄的？妳為什麼這麼做？」讓她覺得自己是個受審的「精神犯」。

三年前李昀將日記集結成冊，以筆名「林昭生」出版《精神病手記》，批判醫療只看到「病」、看不見「人」。用筆名書寫，是不想曝光躁鬱症的身份，她說，社會期待「助人工作者」身心穩定，她的自殘紀錄非常不OK，揭露病情會讓她找不到工作。

直到兩年前，李昀改用真名書寫。因她與精神病友一起籌組了《台灣失序者聯盟》，一個以「瘋人」自稱的社運組織；從醫療創傷出發，組成的「同儕支持」團體，是為了凝聚精神病人的聲音，進而改變不友善精神病的體制。

「同志也是從聚在一起開始，」李昀是出櫃多年的女同志，同運經驗是她從事「瘋人運動」的養分。她以瘋人自稱，擁抱精神病汙名，就像性少數稱自己為「酷兒」。

李昀指出，精神病人不敢出櫃的理由與同志相似，是怕與「正常人」斷了連結：「當你在社會中等於nothing，這才是殺人的地方，不是疾病本身。」

對於精神病人毫無保留地在社群媒體上現身，她一方面擔心，一方面控訴：「為什麼我們沒有空間去講自己痛苦、脆弱和羞恥的事？」

「我的人生有兩次重要出櫃，一次是同志，一次是憂鬱症。」作家許佑生表示，同性戀、憂鬱症都背負著汙名，「讓人想躲在櫃子裡。」許佑生的成長年代比李昀早了三十年，當時社會對於性少數、精神疾病，有更深的禁忌感。

但在1996年，許佑生與伴侶辦了台灣第一場「宣示性」的同志婚禮。這段以男同志身份出櫃的經驗，幫助許佑生更坦然地面對憂鬱症、了解「出櫃」的必要性與救贖感。二十年前，憂鬱症者仍諱疾忌醫時，許佑生就寫下《晚安，憂鬱》自述病況。

「我是個病人，也不是普通病人，因為我寫作。」他回想，發病時只讀得下國外憂鬱症病友的著作，「有人把苦說出來，就不覺得自己那麼孤單。」《晚安，憂鬱》出版後，許佑生收到非常多讀者來信。有病友難以描繪病痛，把書中段落指給身心科醫師看；也有病友把書放在床頭櫃上，提醒自己「我不是一個人」。

許佑生以憂鬱症身份出櫃，意不在帶來「憂鬱症可痊癒」的盼望。2009年，他在部落格留下遺書，引發BBS版騷動。網友湧入部落格為許佑生打氣，更有人通報警方將他強制送醫。許佑生深知，他不是真的想死，公開遺書是因為痛苦太過巨大。「或許我向病友示範，若真撐不住，就求救吧。」

書寫、現身，既是求救訊號，也是渴望——期待被人理解。

李昀常接到病友的電話，「他們覺得我瞭解。」但就算擁有同一項診斷，也不見得能完全同理。「每一個精神病人都是一座孤島」，發瘋的原因不同，發瘋的樣子也不同；李昀相信，「光是聚在一起都很夠了，至少不會這麼孤單。」

如何與陷入憂鬱的「孤島」連結？

延伸閱讀：
＊願景工程記者與海苔熊對談「是精神病啊，沒關係」
＊《台灣失序者聯盟》：維護失序者表意與生命自主等權利
＊《小鬱亂入》：正確認識憂鬱症
＊《瘋靡》：精神病人的生活紀實

若需要相關協助，可尋求以下專業管道：
＊張老師專線：1980
＊生命線24小時專線：1995
＊衛福部24小時安心專線：1925
＊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備註：本文民意調查於9月30日至10月5日進行，調查依我國行動通信網路業務用戶號碼核配門號再以尾數五碼隨機方式產生隨機電話號碼，先邀請受訪者上網自填，未回覆者再進行人員電話訪問，最終成功訪問912位全台十二歲以上受訪民眾；在95%的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在正負3.3個百分點以內。調查結果依台灣地區十二歲以上人口之性別及年齡結構進行加權。

採訪／周妤靜
統籌製作／周妤靜、許詩愷
影像／許詩愷、劉學聖、胡經周
製作單位／聯合報系願景工程
監製／羅國俊、何振忠、梁玉芳
民調資料與分析／聯合報系民意調查中心